正明皇帝的车驾隆隆离开京城，前往位于京师郊外的新军营地——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他所投入心血最多的地方。
京城的武装力量一共分为三支，第一支是京师禁卫军，负责拱卫京城内部的安全；第二支是京师外的武卫营，负责保卫京城外部，其实力最为强悍；第三支，即是正明皇帝如今正在赶赴的新军。
看上去似乎很奇怪，既然京城内外都有武装力量进行扞卫，那么这所谓的新军岂不显得格外多余？
并非如此。如果在大昭初建立时，禁卫军和武卫营自然堪称扞卫无上皇权的第一忠犬。那时，禁卫军均是从跟随开国皇帝的百战老兵里挑选中出的精锐中的精锐，可控性和战斗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时间往往可以消磨掉一切。
到了后来，禁卫军不再是精锐的代名词，而成了军功集团子弟们混吃等死的福地。
在大昭，军功爵位代代相承，禁卫军的规模始终维持在一到两万人之间，可是久不外招，要么是从祖上一路世袭下来，要么就是大贵族们走后门给自家子弟找个安身立命之地。
与其说这是禁卫军，倒不如说这是权贵子弟的俱乐部，不光战斗力低下，真出了什么事情，天晓得他们会和谁站在一边。
故而对于皇权而言，禁卫军反而成为了可有可无的象征之物，偏偏皇帝又正好拿这象征之物没有办法，只能任由其腐烂流流脓。
再者是武卫营，武卫营相比起如今的禁卫军要可靠不少，人数维持在三万上下。
之所以说武卫营更为可靠些，是因武卫营在招揽士卒时选拔范围更广，平民百姓之辈，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入伍，但待遇自然不如禁卫军，权贵子弟，只有落魄到了极点才会选择到武卫营报到，也就避免了武卫营被权贵们渗透成筛子。
但是，武卫营存在一些特殊机制，即没有皇帝明确诏命下，武卫营胆敢踏入京城半步，以谋反论处。
所有武卫营将领只有得到皇帝的明确委任，才有权力调动武卫营，不然一样视同谋逆。而且武卫营将领的调换也最为频繁，不到半年就会调换一次，力求做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杜绝掉武卫营轻举妄动的一切可能。
看上去这似乎没什么大问题，可为了严防死守这支京城周边最大武装力量作乱，其触发机制比想象的要严苛多了。
首先是这个明确诏命，什么是明确诏命？即合法皇帝颁布的合法诏书，并且是可以验证的合法诏书。也就是说不光要有诏书在，还要有可以证明诏书真实性的人在，比如太监什么的，无法证明这份诏书是真实的，每一名武卫营将领都有权否定出兵。
其次是这个“按诏命行事”，意味着将军每一步行动都要严格遵守诏命，不能有任何自己的理解在，否则就会招致杀头，而且是株连所有武卫营的统军将领。
这便使得皇帝要使武卫营发挥作用，就要事无巨细地在诏书规划里所有步骤，不然武卫营就会在原地死机，没人敢拿自己的脑袋做赌，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别想发挥。
以上种种便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真出了什么乱子，武卫营往往是缓不济急，坐拥最强军事力量，却成为了看戏的那个。
大昭的历代皇帝不是没有动过整改武卫营的念头，可往往会在群臣劝谏下作罢。
无他，武卫营的制度是祖制，要改祖制，巨大的魄力和巨大的威望缺一不可，但后来者往往并不具备这两点。又或者说具备了这两点的皇帝，往往不会担心祸生肘腋，也就用不着让武卫营出任救火队长。
再者，武卫营的运用机制如此严苛与繁琐，其实质还不是为了防止武卫营自己作乱？
要是让武卫营有了更多主观能动性，结果把这份能动性发挥到了皇帝自己头上，那可真是倒了血霉。
种种考虑下，皇帝们都不得不放弃整改武卫营的打算，任其自流，总也胜过武卫营自己成了作乱的那个。
于是尴尬的情况就发生了，上位不久的正明皇帝定眼一看，却发现要是真的发生变乱，自己身边连一个靠得住的武装力量都没有，这不是纯要他的命吗？这怎么能行呢？
他决心打造出一支独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新军也就由此诞生。
正明皇帝关于新军的建设构想可谓十分之远大，并将之分为了两步走方针。
第一步是不断扩充新军规模，强化新军力量，让新军拥有与禁卫军甚至是武卫营持平的战斗力。并且让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担任新军将领，确保新军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第二步，则是在新军力量与另外两支中央军持平后，进一步扩张，对禁卫军与武卫营的力量进行挤压，令禁卫军和武卫营被逐渐裁减淘汰掉。
等新军力量形成一家独大后，便可以一举裁撤或者边缘化禁卫军和武卫营，再对新军进行拆分，从新军中划分出新的禁卫军和武卫营，则京城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可以被自己掌握在手中，自己还需要担心会有人犯上作乱吗？自己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就大刀阔斧进行下去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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