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武夫，能为圣上付出性命，便已然是他们十世积攒之福气，为何敢以此邀赏？就不担心心怀异志之人飞扬跋扈暗图违逆乎？高大人之言，王某不才，以为不齿。”
高鹤瞪大眼睛注视着王沧，他一向以为王沧虽然在政见上会与他有所分歧，可却是明体持重的栋梁大臣，居然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王沧所说的话恰恰反应了大多数文臣士人的想法，武夫算个什么？统统要给文官让步才是！尤其是我们这种有背景有势力的文官。
毕竟，前线将士只需要拼死杀敌就好了，我们这些文官谋求功名要考虑的就多了。你士兵再怎么卖命，那都是你们应该的，怎么能和文人相提并论？岂有此理！
至于得到士人敬重的武将林骁，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来林骁的发迹是靠着写诗文、策论等方式混入士人圈子并得到士人认可。
二来，士人们所痛惜的与其说是林骁，不如说是大昭被外敌反复蹂躏却无能为力的现状。如果大昭边疆能多几个能打的战将，那林骁完全就不足道。
即便是林骁，生前所受的非议也相当不少，可就是他死了，而且死的非常有戏剧性、悲剧性，一下子就在昭人心中封了神。
可以这么说，活着的林骁终究会对文臣地位有威胁，让一些人心存忌惮、有所顾忌，但死的不会，士人们可以尽情歌颂，这才有了林骁在昭人心目中崇高的地位，但这跟武人地位提高没有丝毫关系。
身为寒门出身的高鹤并未领悟到这一点，他所信奉乃是实用主义，管你是文人还是武人，行就上，不行就走，一切以实际情况和实际功劳而定。
对于所谓文贵武贱之理论他是嗤之以鼻的，国家都要亡了，再争论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王沧所代表的一众士人便完全不同，敢让武人地位冒犯到文臣，那就是触犯天条！这是不可逾越的鸿沟！王沧无论是于公于私，都必须要站在高鹤的对立面。
高鹤很想对王沧的理论进行反驳，但思维敏捷的他很快便意识这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自己若是以此为支点抨击王沧，必将为自己招来更加庞大的反对声浪，这是他所不愿看见的。
而他的犹豫，也给予了王沧继续发起批判的机会。
“至于高大人所谓的调用原本调拨给禁卫军和武卫营的资金，用以供给给新军，王某感到十分疑惑，王某很想问问，筹建新军，到底是为了拱卫京城，还是为了拱卫边防？
如果是为了拱卫京城，禁卫军与武卫营岂不足够？奈何又要自找麻烦？如果是为了拱卫边疆，那么相关的银子为何不直接调拨给边军，而要留用京城郊外以练兵？
直接调拨给边地，让边地将领去练，还能解除燃眉之急，这难道不才是首先该考虑到的事情？如果高大人不能给在下一个明确回复，则王某为国事计，万万不敢苟同。”
王沧的诘问无疑给高鹤和正明皇帝摆了一道难关，尽管高鹤和正明皇帝都十分清楚就是因为禁卫军和武卫营未必靠得住，所以才要另立新军，可这样的理由是绝对不足以放到朝堂上谈论的。
一旦开始争论，其结果必然演变成“抛开事实不谈，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如此的话，怕是吵到明年都吵不出个结果。
不抛出这个理由，无论是回答拱卫京城和拱卫边疆，都已经被王沧提前说明白的话给堵死了，这两个方向一个都走不通，想要成功应对，就必须另辟蹊径。
严万忠还在观察，并表现出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而汪亿则显得格外得意，王沧这人在他眼里虽然不是个东西，说的话确实犀利。
他已经准备好了，无论高鹤回答什么都要扑咬上去，宁可把钱都调拨给边疆，也绝不让正明皇帝搞什么新军威胁到他们这些老臣。
高鹤还在思索之际，思维不如这些大臣敏捷的正明皇帝也站出来提出意见，他能在此时挺身与大臣进行争执，完全是出于他坚固的决心。
正明皇帝一脸肃然地对王沧说道：
“如果变乱发生之时，禁卫军和武卫营也像新军那样及时赶到，奋不顾身地解救朕于水火，与乱贼拼死相抗，则朕何吝赏赐？可当新军将士浴血奋战之时，禁卫军和武卫营在做什么？他们甚至连整军都未曾整好，遑论前来驰援，救朕于危难？
彼时若朕无新军相助，仅仅指望禁卫军与武卫营的支援，只怕朕就不能端坐朝堂之上与诸卿议事了吧？有功之士得不到封赏，无为之辈却可高枕以安眠，明君治国，不闻有此事也！这一大功是新军将士立的，那新军将士就应该有此赏赐。
治国之道，从来都是能者居之，不能退之，禁卫军和武卫营的表现，说明了他们是不能者，而是新军为能者，不能者为有能者让位，自然之理尔！又何须多言？
朕大可向诸位爱卿直言不讳，禁卫军和武卫营已然僵化、顽固、不堪大用了，朕不能指望将京城的安危，乃至我大昭政局之安危交托在他们的手里，而必须交到更有能力的人手里，唯此，方可保我大昭社稷长宁，不为宵小之辈所暗中算计。此之谓正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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