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勍镇守期间，在此修筑了三重城防（外城、内城、子城），并疏浚汉江航道，将襄州打造成“城高池深、水陆联防”的坚城。
交通枢纽：汉江穿城而过，上溯可至金州（今陕西安康）、兴元（今陕西汉中，前蜀东北重镇），下行连通江陵（钟鹏举复称荆州，原荆南都城）、鄂州（治所江夏县今武汉武昌），是南北物资转运的关键航道；陆路则有“襄邓道”（襄州至邓州）、“襄荆道”（襄州至江陵），为军队调动、商旅往来的命脉。
节度使孔勍：时年约60岁，出身河朔将门，自后梁开国（907年）起便镇守襄州，历任“襄州防御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襄州为山南东道治所），在任11年，根基深厚。他不仅是军事将领，更兼具治理才能，推行“军垦戍边” 政策，深得军民拥戴，是后梁朝廷信赖的“西南柱石”。
行政体系：襄州下辖8县（襄阳、樊城、邓城、谷城、义清、南漳、宜城、乐乡），实行“节度使兼领民政”的方镇制度，孔勍总揽军政、民政、财政大权，直接对后梁帝朱友贞负责。
襄州治所襄阳守备兵力：总兵力约1.8万人。
主力陆军1.3万人：分为4营步军（每营2500人）、2营弩手（每营1500人），多为常年与前蜀、荆南政权高季兴交锋的精锐，装备制式刀枪、强弩、投石机，城防工事配备擂木、滚石、火油等防御器械。
水军4000人：驻守汉江樊城以及襄阳码头，拥有战船130余艘（含巡逻艇、运输船），负责巡查汉江航道，防备前蜀水军顺流突袭。
辅备乡勇1000人：由襄州本地农户、商户子弟组成，战时协助守城，平时参与城防修缮、粮库守卫。
襄州其它三万兵力防御重点：核心防御方向为西侧前蜀（占兵力60%），其次是南侧荆南（占20%），北侧邓州、商州为后梁腹地，邓州仅留少量兵力（20%）戍守，这也导致钟鹏举军从北侧突袭时，襄州北线防御出现漏洞。
钟鹏举在一个月内攻克川东峡州、归州、夔州、渝州和遂州后，核心防御方向仍为西侧钟鹏举部（占兵力60%），其次是南侧荆南钟鹏举部（占20%），因为南侧有梁楚十万水陆大军围困荆州。
后梁的方镇制度存在天然缺陷：节度使权力过大，麾下将领多为“私兵性质”，忠诚度参差不齐。孔勍虽威望深厚，但部分中下级军官（如校尉刘安、副将周伦）易被钟鹏举以“高官厚禄”收买。
前蜀长期对襄州进行渗透：蜀主王建曾多次遣使游说襄州将领，赠送金银珠宝，试图策反内奸，这些潜伏者与钟鹏举军的内应相互勾结，成为襄州城破的关键因素。
经济状况：军垦为主，商贸为辅。
农业：孔勍推行“军垦制”，组织士兵在襄州周边开垦荒地（主要集中在汉江两岸的冲积平原），种植水稻、小麦、豆类，实现“军粮自给自足”，剩余粮食通过汉江航道运往中原，成为后梁的“西南粮仓”。
商贸：作为南北交通枢纽，襄州是盐、铁、丝绸、茶叶的集散地：北方的铁器、丝绸经襄州运往蜀地、荆南，南方的茶叶、药材则北上中原，樊城码头每日停泊商船百数十艘，带动了客栈、酒楼、当铺等行业的繁荣。
财政：襄州的赋税主要用于军队开支（占比70%），剩余部分上缴朝廷，因地处边境，后梁朝廷给予“赋税减免”政策，允许孔勍自主调配军饷、修缮城防。
总人口约20万（含城区及周边县域），其中城区人口6万余人，包括士兵家属、商户、工匠、流民（多为避战乱而来的蜀地、中原百姓）。
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孔勍治军严明，严禁士兵扰民，同时打击盗贼、安抚流民，设立“惠民仓”储备粮食，应对灾荒，因此百姓对其认可度较高，但长期的边境备战也让民众负担沉重，部分人对战争心生厌倦，为内应策反提供了可乘之机。
918年襄州的特殊处境：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外部威胁：多方势力环伺。
前蜀的压力：蜀主王建虽已年迈（918年6月王建去世，子王衍继位），但前蜀仍保持对襄州的军事威慑，每年秋季都会派军队在兴元、金州一带集结，牵制襄州兵力，让孔勍无法轻易抽调兵力应对其他方向的威胁。
荆南的压力：钟鹏举一个多月前消灭原荆南高季兴政权，现时高季兴父子正流亡在襄州。
钟鹏举军的突袭：钟鹏举军从预先的潜伏地——荆州长林县出发，水陆并进，避开了荆州十万大军围城、襄州西侧的防御重点，从北侧、东侧突袭，打了孔勍一个措手不及，而偏师牵制邓州、商州，切断了襄州的外援通道。
内部危机：人心浮动与内应作乱。
后梁朝廷的困境：918年的后梁正处于与晋国（李存勖势力）的对峙中，中原战场战事吃紧，朝廷无力抽调兵力援助襄州，孔勍只能依靠本地兵力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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