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初年，他的势力已稳固掌控山西大部，依托吕梁、太行山脉形成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
此地北控雁门关，可抵御契丹南下；南出太行，则能直捣后梁的河北、河南腹地。
境内既有汾河谷地这样的农业区保障粮食供给，又坐拥盐铁之利与草原贸易带来的战马资源，足以支撑长期战事，这让李存勖得以凭此基业对抗后梁、契丹等强敌。
我放王晏球、夏鲁奇连同铁鹞军主力以及一万七千马步军回去，让他们好好消耗李存勖的实力，待时机成熟，你再出兵收拾残局！”
钟鹏举索性坦开心怀继续接着说道：
“三十日前吴王杨隆演在我方的李明磊、沈彬、钟豪和钟晓的支持诛杀了权臣徐温，他加封我为镇海军节度使、宁国军节度使（治所升州，今江苏南京），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荆州公（遥领，镇荆州）”
“我在江淮地区直接管辖升州（金陵，今南京）（治所、霸府核心）、润州（今镇江）、常州（今常州）、宣州（今宣城）、歙州（今黄山）、池州（今贵池）等6州（升、润、常、宣、歙、池），这原为徐温“六州之众”的核心地盘，皆是富饶之地。我近期也要去赴任，好好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
“史上的治民之术，从来不是史书上寥寥数笔的‘仁政’或‘苛政’，而是这般赤裸裸的权衡与控制。以前徐温和徐知诰父子治升州和广陵，大抵也是这般心思，只不过手段各有侧重——前者以强权立威，后者以仁厚拢心，却终究逃不过‘稳民、用民、控民’这六个字。
治民路径——乱世之中，照搬前世的仁政必败，盲从徐温的强权难久，唯有‘承乱世之规，破沉疴之弊，守底线之仁’，方能在这兵荒马乱中站稳脚跟，既不沦为苛暴之主，也不成为乱世祭品。
我深知目前这五代十国，民最惧者，一是乱兵劫掠，二是苛捐杂税，三是流离失所；民所求者，不过是一亩薄田、一口饱饭、一身安稳。
徐温靠六州强权稳住根基，徐知诰凭怀柔收拢人心，而我身为后来人，既有他们没有的全局视野，更有不可丢的底线——不把百姓当纯粹的工具，却也不能忽视乱世的残酷，治民当‘务实为先，恩威相济，循序渐进’。
首要之事，仍是‘稳’，却要比徐温的强权更显灵活。乱世流民遍地，与其如李存勖般‘就地看管、强硬编户’，不如先设流民收容所或归附村落，以温饱安其心，再逐一审核：健壮者编入乡兵，却不急于征调，先令其开垦荒田、修筑壁垒，既解决粮食短缺，又能训练兵卒，一举两得；
老弱妇孺则安置于近郊荒田，发放种子、农具，免其五年至十年赋税，只要求每年缴纳少量粮食充作储备——民有恒产，方有恒心，这比连坐惩戒更能锁住民心，也比徐知诰的怀柔多了几分实操性，毕竟此时辖境残破，空有仁心无粮草，终究是镜花水月。
其次，是‘轻赋但明规’，破前朝苛捐之弊。五代以来，藩镇征税无度，官吏层层盘剥，百姓苦不堪言，这也是当初徐知诰能在升州立足的关键——他轻赋薄役，却未厘清规矩，难免有官吏徇私舞弊。
我当效仿其轻赋之策，却要额外定规：明确定出赋税数额，张贴于各乡各村，凡官吏额外盘剥者，立斩不饶；同时废除杂税，只收田税与取消丁税，荒年可申请免赋、借粮，待丰年补缴，既不让百姓绝望，也不让辖境粮草空虚，比李存勖的‘轻赋却重罚’更得民心，也比徐温的‘重赋强征’更能长久。
再者，是‘教化但不桎梏’，区别于古人的愚民之术。徐知诰兴办乡学、延请宿儒，意在拢人心、明尊卑；
而我兴办乡学与工学，不只为教忠君孝亲，更要教百姓识基本文字、学谋生技能、辨农作物优劣、防疫病侵扰、发展手工业——乱世之中，教化不是为了统一思想，而是为了让百姓有生存之力，能辨是非，少受奸人蛊惑，也能更好地耕织劳作、配合治理。
我无需照搬八股之束缚，只需教实用之术，这般教化，比空洞的礼教更能凝聚人心，也能为日后治民和富民埋下根基。
我更要兼顾‘武备与民生’，不可偏废。徐温总揽吴朝大纲，靠的是兵权在手；我身为后来者，深知无兵则无治，却也不能如李存勖般穷兵黩武。
乡兵训练要循序渐进，农闲时操练，农忙时耕种，既不耽误粮食生产，也能保证兵源充足；
同时整顿军纪，严令禁止兵卒劫掠百姓，凡犯者，以军法处置——乱世之中，兵能护民，亦能害民，唯有军纪严明，才能让百姓真正安心，才能区别于其他藩镇的乱兵，让百姓主动依附。
最后，是‘驭官与亲民’，在乡村一级设立新政派出机构，打破当地豪强、门阀垄断基层权力。
五代以来，门阀豪强割据地方，欺压百姓，徐温虽能压制豪强，却未能根除；我当重用寒门子弟与有才干的小吏，而非一味依赖门阀，既减少官吏盘剥的可能，也能打破阶层固化，让有才干者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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