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国那场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思想罢工”，就像海边的一场骤雨，来得猛，去得也快。雨过天晴之后，饲养班的这片“责任田”，便被他用汗水浇灌得生机勃勃。
解开了心结的他，如同真的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不再把喂猪看成是一种惩罚，而是当成了他在西河大队刨地、种高粱一样的正经事业。他把他那股子在训练场上无处安放的蛮劲，和从黄土地里带来的、泥土般质朴的智慧，毫无保留地，全都倾注到了这件“保障全营战斗力”的光荣革命工作上。
每天，当营区的起床号还在山谷里回荡时，王卫国早已挑着两个巨大的泔水桶，借着微弱的晨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炊事班与猪圈的小路上。炊事班的战士们睡眼惺忪地打开后门时，总能看到他那铁塔般的身影，以及那张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憨厚的笑脸。他煮猪食，就像是在熬制一锅传家的秘方老汤，不仅要把剩饭剩菜煮熟，还要搭配上他自己去山里割来的新鲜猪草，甚至会偷偷“挪用”一点炊事班剩下的菜叶子。他总说：“人吃不好没劲儿训练，猪吃不好，人就更没劲儿了！”
这套歪理邪说，竟让一向抠门的炊事班长老钱也无法反驳。
他很快就成了这群哼哼唧唧的“宝贝疙瘩”们名副其实的“猪司令”。他给每一头猪都起了名字，有叫“黑旋风”的，有叫“白牡丹”的，甚至有一头特别能吃、长得最肥的老母猪，被他命名为“教导员”，气得李教导员每次路过猪圈，都要笑骂他几句。他能通过猪的叫声，分辨出它们是饿了、病了，还是在“闹情绪”。
这天夜里，狂风大作，下起了瓢泼大雨。王卫国睡到半夜，总觉得不踏实，好像听到了猪圈里有异样的动静。他披上雨衣就冲了出去，发现他最宝贝的那头名叫“教导员”的母猪，竟然要生了！
初冬的雨又冷又急，刚出生的小猪崽，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嗷嗷直叫，有几只体弱的，眼看就要活不成了。这可把王卫国急坏了。他看着这些脆弱的小生命，脑子里那根名为“内务条令”的弦，瞬间就崩断了。他做出了一个堪称惊世骇俗的决定。
他找来一个大箩筐，在里面铺上干净的稻草，小心翼翼地把那十几只粉嫩嫩、嗷嗷待哺的小猪崽，全都装了进去。然后，他顶着狂风暴雨，像个偷了地主家孩子的贼，把这一筐“宝贝”，一步一个泥水印地端回了饲养班那间简陋的宿舍里！
他把小猪崽一只只地从箩筐里掏出来，用自己那件发黄的洗脸毛巾，一个个擦干。然后，他掀开自己那床带着汗味的军被，把这十几只小东西，整整齐齐地码在了自己的床铺上。
第二天早上，正值营部内务检查。当检查组走进王卫国的那间宿舍里，总觉得屋里味道不对劲。等他看到王卫国床上那蠕动的一窝“粉色肉团”时，检查组王排长那口老黄牙都差点惊掉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猪崽风波”，就此爆发。闻讯赶来的教导员，看着那些被王卫国照顾得精神抖擞的小猪崽，哭笑不得。
最终，教导员要求王卫国必须遵守军营纪律，让他写一份检查，确保以后不再发生此事。
王卫国那份由方俊代笔的、题为《关于如何在坚持革命原则性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人与猪的矛盾》的检查，后来成了全营的笑谈。
除了“仁心”，王卫国还展现了他惊人的“智慧”。老张班长每天用一把大铡刀铡猪草，费时又费力，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王卫国看在眼里，就动起了心思。他跑到营里的修理班，像个牛皮糖一样，缠着修理班长，软磨硬泡，从一堆废铜烂铁里，淘换来了一堆生了锈的齿轮、铁皮和一根废弃的传动轴。
接下来的几天，饲养班就变成了铁匠铺。王卫国凭着小时候蹲在村里铁匠铺门口看人打铁的模糊记忆，请来方俊当技术指导，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他用石头当铁砧，用铁锤当榔头，把铁皮敲打成刀片，把齿轮用铁丝固定在传动轴上。整个过程，土得掉渣，却充满了原始的创造力。几天后，一台长得歪瓜裂枣，看上去随时都会散架的“新式铡草机”，居然真的被他给捣鼓了出来。机器的主体是一个大木架子，下面连着一个脚踏板，人踩上去，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那一排简陋的刀片飞速转动。
第一次试机的时候，老张班长和炊事班长老钱都捏着一把汗，生怕这玩意儿会当场散架。可王卫国一脚踩下去，那台“土发明”在一阵“嘎啦嘎啦”的抗议声中，居然真的飞速转动起来，一把猪草塞进去，瞬间就被切成了细碎的草末！
效率，比手铡高了至少三四倍！
“我的乖乖！”李大嘴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他围着那台还在嘎吱作响的机器转了好几圈，最后重重地拍了拍王卫国的肩膀，“王卫国，你小子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台柴油马达？”
从此，“猪倌王卫国”的名头，在三营的后勤单位里，算是彻底叫响了。他不再是那个被人同情、甚至有些瞧不起的“倒霉蛋”，而是成了一个既会搞发明创造、又敢把猪崽抱回床上睡觉的、浑身都散发着猪食清香和传奇色彩的“养猪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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