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手术室的红色警示灯，像一只冷酷无情的眼睛，在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里，静静地亮着。
这盏灯，对病人家属而言，是熬人的地狱；对医生而言，则是隔绝一切凡俗、只与死神博弈的神圣结界。
杨岚就站在这结界之外。
她像一尊被抽走了魂魄的雕像，一动不动地靠着冰冷的墙壁。身上的白大褂还没来得及换，沾染着急诊室里的血污和泥点。脸上未干的泪痕，在惨白的灯光下，泛着一种脆弱而透明的光。
她终究还是没能冲进去。
就在她即将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时，被闻讯赶来的护士长张姐死死地拦住了。
“小杨！你疯了！这里是手术室！你现在情绪这么不稳定，进去能干什么？是帮忙还是添乱？”张姐的声音严厉，眼神中却充满了担忧和不忍，“李主任是全军区最好的一把刀，你要相信他！相信你的同事！”
理智，像退潮后姗姗来迟的海水，一点点地漫回了她几近崩溃的神经。
是的，张姐说得对。她现在进去，只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干扰源。她那双本该稳如磐石的手，此刻抖得连口罩都戴不好，怎么去拿手术刀、怎么去配合主刀医生？
她被护士们半是搀扶半是强制地，带到了手术室外的家属等候区。
时间，在这一刻，失去了它原有的刻度，变得粘稠而漫长。墙上的石英钟，那根秒针每一次“咔嗒”的跳动，都像一记小小的锤子，不轻不重地敲在杨岚早已提到嗓子眼的心上。
她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更久？她的双腿早已麻木，失去了知觉，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倚靠在了身后的墙壁上。
脑子里，像一团乱麻。
“颅内高压，硬膜下血肿，脑干随时可能受压……”
“右腿股骨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还伴有严重的血管损伤……”
“溺水导致的吸入性肺炎和肺水肿，术中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那些教科书上最冰冷、最致命的词汇，此刻，像一群嗜血的恶鬼，在她脑海里张牙舞爪。每一个词，都代表着一种通往死亡的可能。
就在她被这份巨大的恐惧吞噬时，一阵急促纷乱的脚步声，打破了走廊的死寂。
“护士同志！护士同志！请问……请问我们文化学校的方俊方老师，是在这里抢救吗？”
一个苍老而焦灼的声音传来。
杨岚猛地回过神，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望去。
只见几个同样浑身湿透、满身烂泥、狼狈不堪的人，正被一位护士领着，跌跌撞撞地朝这边跑来。为首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是钱副校长。跟在他身后的，是物理张老师和陈老师他们。他们几个伤势较轻，在急诊科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后，便再也坐不住，疯了一样地向护士打听方俊的情况。
当看到手术室门口那盏刺目的红灯时，几个人都停下了脚步。钱副校长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瞬间老泪纵横。他“扑通”一声，竟不顾一切地就朝着手术室的大门跪了下去！
“老天爷啊！老天爷！求求你开开眼！一定要救救那个孩子！一定要救救他啊！”他像旧社会里求雨的乡民，朝着那扇冰冷的门，开始“咚咚咚”地磕头。
“钱校长！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张老师和陈老师连忙去拉他，可老人跪得太实，一时竟拉不动。
“不！我不起来！”钱副校长哭得像个孩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是我害了他！是我没用！我要是早点想出办法……要是我不让他去冒险……”
周围的护士们都看得心酸不已，纷纷上前劝慰。
杨岚像是被这悲恸的一幕刺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微微一颤。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纷乱的情绪，迈着有些虚浮的脚步，走了过去。
“老同志，您……您是方俊的同事？”她的声音，沙哑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
钱副校长愣愣地抬起头，看到面前这位年轻的女军医，虽然同样一脸憔悴，但眼神中的关切和悲伤，却是那么的真切。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出口，一把抓住杨岚的胳膊，浑浊的老泪再次奔涌而出。
“医生！医生同志！”他的嘴唇哆嗦着，“您一定要救救他！他是英雄啊！是我们几个的救命恩人！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啊！”
“老校长，您别激动，慢慢说。”杨岚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镇定，但这镇定之下，是她自己都无法控制的颤抖。
于是，就在这深夜里空旷冰冷的医院走廊上，钱副校长用他那颠三倒四、夹杂着无尽悔恨和巨大悲痛的话语，一点一点地，拼凑出了那场洪水中，那个足以震撼所有人灵魂的悲壮画面。
他讲了，在洪水即将冲垮校舍的绝望时刻，是方俊，那个平时文质彬彬的数学教员，第一个站出来，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工兵，指挥大家拆桌子、绑床板，硬是用最简陋的材料，造出了一艘“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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