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过去了。
公寓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自那晚激烈的争吵后，周瑾瑜和顾婉茹之间陷入了一种冰冷的僵持。两人依旧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几乎不再交谈。周瑾瑜每天准时去警察厅上班，顾婉茹则按照社交日程，偶尔出门拜访或接待访客，维持着“周太太”应有的体面。但在家里，他们像两个精确运行的齿轮，小心翼翼地避免着任何不必要的接触和眼神交流。
顾婉茹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在最初的爆发后，逐渐被一种更深沉的不安所取代。她不是不懂事的少女，冷静下来后，她明白周瑾瑜的审问源于极致的恐惧和压力，是为了他们共同的任务和安危。然而，那晚他冰冷的眼神和毫不留情的质问，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时时作痛。她不知道该如何主动打破这僵局，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该如何修复。
这天下午，周瑾瑜在警察厅档案科那间堆满卷宗的办公室里，看似在整理一份无关紧要的户籍迁移记录，实则心神不宁。他放在抽屉底层的一个伪装成普通电子管收音机核心部件的特殊接收装置，在半小时前发出了极其微弱、只有他能察觉到的特定频率嗡鸣——这是最高级别的预警信号，意味着有极其紧急且危险的情报需要通过预设的紧急联络点传递。
他的心瞬间沉了下去。能让上线动用这个级别的预警，只可能与一件事有关——清水一郎的调查。
他强压下立刻冲出去的冲动，耐着性子将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又跟同科室的李魁打了个哈哈，说家里煤炉好像有点问题，得早点回去看看。李魁不疑有他，还热心地推荐了一个修理铺子。
周瑾瑜保持着正常的步速离开警察厅，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位于埠头区（道里）与傅家甸（道外）交界处的一个半露天集市。这里鱼龙混杂，充斥着叫卖声、牲畜的腥臊气和各种方言的嘈杂，是进行秘密接头的理想场所。他按照预定的应急程序，在一个卖关东糖的摊位前停留，买了一小包糖，同时看似随意地将一枚特定的、边缘有细微磕痕的满洲国五角硬币放在了摊主收钱的搪瓷盘里。
半小时后，在集市另一端一个肮脏、散发着尿骚味的公共厕所隔间里，周瑾瑜从一块松动的墙砖后面，摸到了一个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纸条。他迅速将其揣入内兜，没有片刻停留，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马达尔宾馆附近的一家俄式咖啡馆，选了一个靠窗又能观察整个店面的位置，点了一杯廉价的、煮得有些过头的咖啡。在确认没有尾巴，周围环境安全后，他借着报纸的掩护，在桌下小心地展开了那张纸条。
纸条上的字迹是用一种特殊的、遇水才会显影的密写药水写成，内容简短，却字字惊心：
**“渔夫注意：猎犬已通过‘三井’渠道，向东京放线，核查‘白鸽’南洋背景及短期留日经历。启动‘补网’程序。时间紧迫，干扰优先，无法保证完全覆盖。保重。老枪。”**
“猎犬”指清水一郎，“白鸽”是顾婉茹的代号。“补网”程序，就是针对敌方背景核查的应急干扰方案。周瑾瑜的指尖冰凉，尽管早有预料，但当确认清水一郎真的动用了其在日本本土的关系启动正式核查时，一股寒意还是从脊椎直冲头顶。这不再是沙龙上那种言语和眼神的试探，而是实打实的、官方的、跨越国境的调查。一条无形的、却足以致命的绞索，已经抛向了顾婉茹。
他端起那杯劣质咖啡，喝了一大口，苦涩的液体滑过喉咙，让他混乱的思绪稍微清晰了一些。时间紧迫！从哈尔滨通过商业船运将核查请求送到东京，再转到南洋，即使顺利，也需要数周时间。但对方一旦启动调查，效率可能会很高。他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在南洋那边进行“风险干扰”。
所谓的“风险干扰”，并非直接对抗或销毁证据——那几乎不可能做到，反而会打草惊蛇。而是利用我方在南洋潜伏的同志，以及一些可以影响或收买的中间人，对核查进行误导、拖延和模糊化处理。比如，让某些关键的“证人”暂时“无法联系”（外出、生病、甚至制造一些小意外），在非核心的细节上提供一些真实但无关紧要或略有偏差的信息，使得最终的核查报告看起来“基本属实”，但又存在一些“合情合理”的疑点或模糊地带，无法形成确凿的证据链。
这是一种走钢丝的行为。干扰得太明显，会引起对方更深的怀疑；干扰得不够，则可能无法掩盖住真实的破绽。而且，执行“补网”程序的南洋同志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周瑾瑜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争吵带来的隔阂和个人的情绪，在此刻必须彻底放下。他现在不是顾婉茹的“丈夫”，而是她的上级，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他必须冷静地、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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