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瑜坐在办公室里，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窗外的阳光很好，但他只觉得刺眼。楼下那两个监视者的身影，如同钉在他心头的两根刺，时刻提醒着他眼下的处境——被自己人怀疑，被变相软禁。
老段的逻辑简单粗暴，却极具杀伤力。他是唯一有能力获取“幽灵”部队情报的人，行动失败，他就是最大的嫌疑犯。这种“有罪推定”让他百口莫辩。愤怒、委屈、还有一丝被背叛的寒意，在他胸中交织。但他知道，这些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他必须自救。
冷静，必须冷静下来。周瑾瑜强迫自己深呼吸，将翻腾的情绪压下去。他开始像分析案情一样，梳理整个“泄密事件”。
首先，确认泄密事实。抗联伏击部队遭遇反包围，运输队提前改变路线，这本身就证明了情报被泄露，而且泄露得非常彻底，连伏击的具体地点“黑瞎子沟”都暴露了。
其次，分析泄密环节。他的情报传递路径是：他 -＞ 报纸寻人启事（加密） -＞ “山鹰”（破译） -＞ 抗联行动部队。这条链路上，报社环节风险较低，因为他利用的是盲人，且信息加密；抗联部队内部可能存在被渗透的风险，但“山鹰”以谨慎着称，在接到这种来源不明且高度加密的情报后，传达时必然会极度小心，泄露具体地点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还有一种可能——情报在传递过程中，被第三方截获并破译了。
第三方？谁会截获并破译一份看似普通的寻人启事？除非……他们知道这份寻人启事有问题！除非他们一直在监控着某些特定的信息渠道！
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周瑾瑜的脑海——紧急联络站！
地下工作有多套联络方式，除了常规的，还有极少启用、仅在极端情况下使用的紧急联络站和备用频道。这些联络站的位置和启用方式，只有极少数高层和核心潜伏人员知晓。老段作为延安派来的锄奸负责人，他有权知道这些信息！
如果老段团队内部有内奸，而这个内奸利用他所知的紧急联络站信息，反向监控了这些渠道呢？虽然周瑾瑜这次没有使用紧急联络站，而是用了更古老的报纸密码，但如果内奸监控了与“山鹰”相关的、可能用于紧急联络的渠道（比如某个特定频率的电台静默监听，或者某个死信箱的监视），是否有可能捕捉到异常？比如，“山鹰”部队在接到报纸情报后，可能会通过某个紧急渠道进行确认或请求指示？
这个想法让周瑾瑜脊背发凉。如果真是这样，那泄密的源头，很可能就藏在老段身边！那个看似唯唯诺诺的助手小王，或者其他某个成员！
他需要验证这个猜想。但他现在被监视，无法直接去调查老段的人，也无法联系外界。
怎么办？他必须利用手头还能动用的资源——警察厅的内部网络和信息查询权限。老段虽然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但暂时还无法完全切断他在警察厅内部的职务行为，尤其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仍然是刑事科科长。
他按响了呼叫铃。进来的是一位他相对信得过的年轻下属。
“科长，您有什么吩咐？”
“去资料室，把最近三个月……不，最近半年内，所有关于城内非法电台侦测、以及废弃建筑物巡查的记录，都给我调过来。”周瑾瑜语气平静，仿佛只是在处理日常公务，“最近厅里不是强调要排查安全隐患吗？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是，科长。”下属不疑有他，立刻转身去办。
周瑾瑜的心跳有些加速。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如果内奸在警察厅内部也有眼线，或者老段足够警惕，可能会察觉到他的意图。但他别无选择，这是他目前唯一能主动采取的调查步骤。
他赌的是，老段和内奸都认为他已经束手就擒，不会想到他敢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利用敌人的资源反向调查。
很快，几大摞卷宗被搬到了他的办公室。周瑾瑜挥退下属，开始埋头翻阅。他看得非常仔细，尤其是关于非法电台侦测的记录。特高课和电讯侦缉部门经常会扫描和记录城内的异常无线电信号，虽然大部分都无法破译，但会记录下时间、频率和大致方位。
他重点查找在伏击行动前几天，也就是他刊登寻人启事前后，是否有异常信号活动，特别是出现在那些已知的、但我方可能已经废弃的紧急联络站附近的信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窗外天色渐暗。周瑾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继续在浩如烟海的记录中搜寻。这是一项极其枯燥且需要耐心的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突然，他的手指停在了一页记录上。
记录显示，在伏击行动前大概三十个小时，也就是“山鹰”理论上应该已经破译情报并可能进行确认的那个时间段，在道外区一个标记为“已废弃纺织厂仓库”的区域附近，侦测到一个短暂的、未经备案的无线电信号发射。信号很弱，持续时间不到一分钟，使用的频率……周瑾瑜瞳孔微缩——那是一个他熟悉的频率，正是一个早已列入计划废弃、但理论上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紧急联络站使用的备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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