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末的日内瓦，WTO谈判代表团驻地的梧桐叶间漏下碎金般的阳光。
沈逸风坐在中方金融谈判组的首席位上，指尖抵着桌面的《金融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纸页边缘被他磨出了浅痕，每一条条款都浸着半个月来的推敲。
对面，美国谈判代表杰克·特纳的钢笔尖悬在“外资银行持股上限”那行，语气带着试探：“沈先生，美方希望中国在入世一年内放开外资银行控股境内银行的限制，这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吧？”
会议室里的空气骤然凝住。
沈逸风抬眼，目光扫过中方队友——银监会副主席老周攥着笔记本，指节泛白；证监会国际部主任林慧的笔尖在“证券市场开放”条款下画了道线，都在等他的回应。
“杰克先生，‘国民待遇’不是‘一刀切’。”他开口，声音像浸了日内瓦湖的水，沉而清，“中国可以承诺：入世后三年内，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五年内，逐步放宽外资持股上限至49%。但我们也希望美方同步开放——允许中国券商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开展跨境投行业务，允许中国基金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杰克的眉毛挑了挑：“这是‘交换’？”
“是‘对等’。”沈逸风翻开减让表的附件，“金融开放从来不是‘单行道’。我们引进外资的先进管理，是要补自己的‘短板’；我们走出去，是要让中国的金融机构学会‘用国际规则玩国际游戏’。就像学游泳，得先在浅水区练会换气，再去深水区搏浪。”
谈判结束时已是深夜，沈逸风立刻拨通了国内视频会议。
屏幕里，联合银行行长陈默的背景是总行刚改造的“国际业务部”：“沈行长，我们修订了《外资银行合作风控指引》，要求参股外资银行提交三年审计报告，还请了毕马威做‘反洗钱系统升级’——下周就能上线。”
证监会下属的国泰基金总经理周明接着说：“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产品方案刚通过初审，我们加了‘中国概念股’的配置模块，还培训了十名双语客户经理——专门对接外资机构的调研需求。”
沈逸风看着屏幕里一张张熟悉的脸，嘴角扬起：“大家把‘准备’做扎实了，我就放心。入世不是‘引狼入室’，是‘请老师上门’——外资机构有国际网络、有产品创新，但我们的根扎在中国：懂长三角的制造业、懂珠三角的外贸企业、懂老百姓的理财需求。这是我们的‘护城河’，谁也抢不走。”
同一天，上海陆家嘴的联合银行总行，一场“外资业务应对实战演练”正在进行。
培训室的投影仪上，播放着花旗银行的“客户分层服务”案例：“外资银行会把客户分成‘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中小企业’三类，用定制化产品绑定——比如给私人银行客户提供家族信托，给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外汇’组合方案。”
讲师是刚从摩根大通回来的顾问苏晴，她转身在黑板上写：“我们的应对不是‘模仿’，是‘差异化’——用‘本地服务’打‘国际经验’，比如给中小企业做‘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比外资银行的‘标准化产品’更贴中国企业的痛点。”
台下的客户经理小李举手：“苏老师，要是外资银行挖走我们的企业客户怎么办？”
“挖不走。”苏晴敲了敲案例板，“上周有个做汽车零部件的温州企业来找我们，说外资银行要收3%的手续费，而我们只收1.5%——因为我们懂他们的‘账期压力’，懂他们的‘退税流程’，能帮他们把资金周转效率提上去。这才是我们的竞争力。”
深夜，沈逸风坐在驻地的书房里，翻着国内金融机构的“入世准备验收报告”：
- 联合银行：完成“外资客户风险评估系统”上线，覆盖90%的在华外资企业；
- 国泰基金：QFII产品设计通过证监会“实战模拟测试”，收益率达标；
- 中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代表处的申请获英国金融服务局批准。
他拿起钢笔，在报告封皮写下“准备就绪”，抬头望向窗外的日内瓦湖——月光揉碎在波纹里，像撒了一把星子。
秘书小吴敲门进来：“沈行长，杰克先生刚发邮件，说美方接受我们的‘渐进开放’方案，还希望尽快启动‘中美金融机构合作备忘录’谈判。”
沈逸风合上报告，轻声说：“不是‘接受’，是‘尊重’——尊重我们的节奏，尊重我们的准备。”
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时，沈逸风的手机弹出联合银行的短信：“总行‘外资企业服务中心’今天开业，第一个客户是德国大众，要做‘跨境资金池+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他笑着回复：“记住，不是‘服务外资’，是‘和外资一起服务中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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