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8月24日， 农历七月初二， 宜：破土、安葬、移柩、入殓、祭祀， 忌：嫁娶、入宅、开市、交易。
日历上显示着2025年8月24日，农历七月初二。破土、安葬、移柩、入殓、祭祀——这些字眼在黄历上被标注为宜事，而嫁娶、入宅、开市、交易则被划为禁忌。对我陈默而言，这不过是又一个忙碌的工作日，直到那个案卷摆上我的办公桌。
卷宗封面冰冷的黑色仿佛预示着里面的内容。作为一名刑事律师，我见过太多人性的阴暗面，但这一件，却让我这个老法律人也不禁脊背发凉。
十七岁少年张浩，因六千元债务，被九个所谓的“朋友”活活殴打致死，随后抛尸城西的荒山。警方发现尸体时，几乎无法辨认那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多处骨折，面部严重毁容，浑身没有一寸完好的皮肤。
照片我只看了一眼就合上了档案。那画面太过残忍，即使是我这样经验丰富的律师也难以直视。更令人心寒的是，那九个行凶者全都未满十八岁，最大的不过十七岁零十一个月。
“未成年人保护法会成为他们的护身符。”我的助理小赵在一旁轻声说道，语气里满是无奈。
我沉默地点点头，翻开案卷的内页。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九名嫌疑人对罪行供认不讳。监控录像、DNA证据、尸检报告，一切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一场因六千元债务引发的集体暴力，最终演变成冷血谋杀。
“为什么是六千？”我喃喃自语，这个数字似乎有些特别，但又说不出所以然。
“听说是因为张浩借钱买了最新款的手机，到期还不上，利滚利就到了六千。”小赵解释道，“那九个人是一个小团体的，经常在一起玩。”
我继续翻阅案卷，目光停留在九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上。突然，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这些孩子的出生日期似乎有些规律。我拿出计算器，随手将他们的出生年月日相加。
当结果出现在屏幕上时，我愣住了。
所有数字相加后，竟是6000。
这肯定是巧合，我告诉自己。数字游戏不过是人类大脑寻找模式的产物。但不知为何，内心深处有种不安开始蔓延，仿佛触摸到了某个不该被触碰的边界。
“陈律师，您没事吧？”小赵关切地问。
我摇摇头，将计算器放到一边，“没事，只是有点累。”
接下来的几天，我埋首于案卷之中，为庭审做准备。然而越是深入研究，越是感到一种说不清的诡异。九名嫌疑人的口供几乎一模一样，连细节都分毫不差，仿佛是被同一个意识操控着。他们表现出惊人的悔意，却对施暴时的具体记忆模糊不清，只重复说着“当时控制不住自己”、“像是被什么附身了”。
更奇怪的是，案发后他们并没有立即逃离现场，而是集体前往派出所自首，行动整齐划一得令人毛骨悚然。
庭审日到来那天，法庭气氛凝重。九名少年并排坐着，面无表情，眼神空洞。他们的父母坐在旁听席上，脸上写满痛苦与不解——无法相信自己熟悉的孩子会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
检察官陈述案件时，法庭上多次响起抽泣声。当描述到张浩被活活打死的细节时，甚至连经验丰富的法警都不禁动容。
我作为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之一，履行着我的职责，但内心却充满矛盾。法律的公正与人性的正义在此刻似乎背道而驰。由于被告均未成年，最重的刑罚也不过是数年监禁，这与他们夺走的生命相比，显得如此不对等。
庭审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当提到“六千元”这个数字时，九名被告都会不约而同地微微颤抖，仿佛触动了某根神经。
休庭期间，我尝试与我的当事人——其中一个名叫李明的少年交流。
“为什么是六千？”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问道，“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李明眼神闪烁，嘴唇微微发抖：“不知道...就是六千。我们必须拿到六千...”
“我们？谁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我追问。
但他只是摇头，不再说话。
庭审进行得出奇地顺利，九名被告全部认罪，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官最终宣布择日宣判，庭审结束。
离开法庭时，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撑着伞走向停车场，脑海中仍回响着“六千”这个数字。为什么它如此执着地萦绕在我的思绪中？
回到办公室，我再次打开案卷，决心找出这个数字困扰我的原因。夜深人静，只有台灯照亮桌前一隅，窗外雨声渐大。
我列出所有与案件相关的数字：案发时间（2025年8月17日晚上11点42分）、张浩的生日、九名被告的生日、发现尸体的坐标...
不知不觉间，我在纸上写满了数字和算式。当我将案发日期拆分相加时（2+0+2+5+0+8+1+7），结果是25；再将时间相加（1+1+4+2），得到8；2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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