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打开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一份加密文件的封面：“自2023年以来，我们陆续收到一些...异常情报。关于MH370。”
第一份情报显示在屏幕上：2023年6月，一位前马航工程师在去世前留给家人的信件中提到“370的数据有问题”。第二份：2024年1月，印尼渔民报告在苏门答腊以西海域看到“低空飞行的大型飞机”，时间戳是MH370失踪后的第七天。第三份最令人不安：2024年9月，卫星图像分析师在缅甸与泰国边境的丛林中发现“疑似大型飞机残骸的物体”，但后续调查被不明势力阻挠。
“这些情报多数没有实际价值，”史密斯直言不讳，“但数量在增加。有人似乎在散布混乱信息。”
“你认为有人在故意干扰调查？”我问。
“我们不确定。”国际刑警代表接话，“但MH370已经成为某种...文化现象。阴谋论产业每年创造数千万美元的流量，从书籍、纪录片到网络课程。有人认为飞机被外星人劫持，有人认为它是国家间秘密行动的牺牲品，还有人声称它飞进了时空裂缝。”
我苦笑。这些理论我太熟悉了。十一年来，我见过自称通灵者的人拿着“来自乘客的信息”，见过业余侦探提出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飞机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甚至见过前飞行员撰写长篇分析，声称MH370的飞行轨迹完美避开所有军用雷达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内部协助”。
“你们的担心是什么？”我直接问道。
史密斯调出最后一份文件：“这是上周截获的通信。来源不明，加密级别很高，我们只能破解片段。”
屏幕上出现破碎的句子：“...重新启动...必须阻止...真相太危险...十二月的搜索...”
“有人不想让我们找到飞机？”我问。
“或者，有人不想让我们找到某些东西。”史密斯关闭投影，“陈先生，你将是这次搜索行动的关键协调人。我们需要你在推进搜索的同时，留意任何异常情况。不仅是技术上的异常，还有人为的。”
离开地下会议室时已是深夜。吉隆坡的夜空罕见地清澈，能看到几颗星星。我站在街边，手机屏幕上是女儿发来的消息：“爸爸，记得明天是我的学校演出，你答应过的。”
我回了个“一定到”，心里却涌起一阵熟悉的愧疚。十一年来，我错过了太多这样的承诺。MH370像个黑洞，吸走了所有参与者的时间、精力和生活。妻子三年前离开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和那架飞机过去吧，它已经带走了你。”
回到家，公寓冷清得像酒店房间。我打开书柜最下层的抽屉，取出一个厚厚的档案盒。里面不是官方文件，而是我私人收集的资料——新闻报道、技术分析、家属来信，还有我自己十一年来的笔记。
笔记的扉页上，是我在2014年3月10日写下的问题：“MH370在哪里？”
翻到最新一页，是我上周记录的一段话：“十一年后，我们真的还在寻找飞机，还是在寻找某种终结？寻找一个能让我们终于停止寻找的答案？”
第二天，我如约参加了女儿的学校演出。她扮演一棵树，在舞台一侧静静站着。演出结束后，她跑过来拥抱我：“爸爸，你真的来了。”
“我说过我会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九岁的她已经长到我的胸口。
“同学们说你在找一架失踪的飞机，”女儿抬头看着我，“他们说那架飞机永远找不到了，是真的吗？”
我蹲下来，与她平视：“我们不会停止寻找，直到找到为止。这是对239个人和他们的家人的承诺。”
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如果他们躲在某个地方，只是不想被发现呢？”
童言无忌的问题让我一怔。飞机“不想”被发现？这个荒诞的想法像一颗种子，落进了我疲惫的心田。
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未来一个月，我将飞往珀斯，那里是此次搜索行动的后勤基地。“海洋无限”公司的最新自主水下航行器已经就绪，它们能覆盖更大范围的海底，搭载的高分辨率侧扫声呐可以识别小到发动机零件的物体。
出发前夜，我又做了那个梦。但这次有所不同——在飞机滑入海面之前，我看到机舱内有一道闪光，像是相机快门，又像是某种信号。
凌晨三点醒来，我浑身冷汗。倒了一杯水，我打开电脑，不由自主地开始搜索那些最荒诞的MH370理论。有一个视频点击量很高：“MH370：被掩盖的真相”。视频中，一个模糊的身影声称自己是一名“马航前员工”，说MH370实际上是被“转移”到了某个秘密地点。
我正准备关闭页面时，注意到评论区有一条最新留言，时间戳是两小时前：“搜索重启时，看看谁在阻止。答案不在海里，在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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