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北京西郊的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内，新挂牌的高速公路技术研究中心迎来了第一个工作日。周远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楼下光秃秃的梧桐树，手中捏着一份刚收到的任命文件——他被正式任命为研究中心主任，行政级别副厅级。
桌上堆满了等待审阅的材料：《中国高速公路技术发展白皮书》初稿、研究中心五年规划、年度科研项目清单……每一份都关乎行业发展方向。周远揉了揉太阳穴，这些宏观规划工作与他在工地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日子截然不同。
周主任，九点的例会人员到齐了。年轻的助理小赵轻轻敲门。
会议室里，二十多位研究人员已经就座。周远注意到，他们中有一半是戴着厚眼镜的学院派专家，另一半则是皮肤黝黑的实战型工程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才如何融合，将是他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各位，研究中心的核心任务有三项。周远开门见山，一是总结提炼已建项目的经验教训；二是研发适合国情的创新技术；三是培养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他点击遥控器，投影幕上显示出中国地图，上面标注着规划中的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未来十年，我国将建设超过3万公里高速公路。我们的责任，就是为这个宏伟计划提供技术保障。
讨论很快变得热烈。学院派强调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实战派则坚持实用主义和成本控制。两种观点在会议室里碰撞，谁也不让谁。
我不同意把钱砸在智能监测上！来自湖南的刘工程师拍着桌子，现在最急需的是解决普通公路的常见病害，比如车辙、裂缝……
没有技术前瞻性，我们永远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清华大学的张教授反唇相讥。
周远静静听着争论，突然想起了孙教授的忠告——中国需要的是中等技术。他抬手示意大家安静：我认为，我们的研发应该分三个层次：近期解决实际问题的适用技术，中期提升性能的改进技术，远期引领趋势的创新技术。
他走到白板前，画出一个金字塔：基础是量大面广的成熟技术普及，顶端是少量前瞻性研究。就像建高速公路，既要确保路基扎实，也要预留升级空间。
会议结束后，周远留下几位核心骨干，商讨第一个重大课题——《高速公路设计与施工规范》的修订工作。
沈大高速和京津塘高速的经验必须写进规范。周远翻着厚厚的初稿，特别是软基处理和盐碱地改良这些创新工艺。
问题是，我国幅员辽阔，一种工艺很难放之四海皆准。规范组长老陈推了推眼镜，比如南方的膨胀土、西北的湿陷性黄土，都需要特殊处理。
周远点点头：所以规范要区分强制性条款和推荐性条款。基本原则必须统一，具体工艺可以因地制宜。
正说着，办公室电话响起。周远接起来，是部里通知他参加明天的高级别会议，讨论西部高速公路建设战略。
挂断电话，周远立即让助理调出西部地区的相关资料。他注意到，西部地区地质复杂、生态脆弱，建设成本是东部的2-3倍。更棘手的是，这些地区车流量小，投资回报率低。
传统思路在这里行不通。周远自言自语，需要全新的技术路线和投融资模式。
第二天上午，部机关会议室里座无虚席。除了交通系统的领导，还有来自发改委、财政部的官员。主持会议的副部长直入主题：
中央决定加快西部大开发，交通要先行。但西部地形复杂，造价高昂，同志们有什么良策？
几位省级交通厅代表先后发言，普遍反映资金短缺、技术人才不足。周远认真记录着每个问题，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
我建议从三方面突破。轮到他发言时，周远的声音沉稳有力，一是研发适合西部地质的低造价技术，比如强夯代替桩基；二是建立东-西部技术帮扶机制，沈大高速团队可以支援甘肃、新疆；三是创新投融资模式，探索建设-经营-转让的BOT模式。
会场一阵骚动。BOT模式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新鲜事物，不少官员面露疑虑。
周主任，你说的BOT，是不是意味着要大量引入外资？一位计委的同志问道。
不一定是外资。周远早有准备，沿海发达省份的国有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参与。关键是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会议持续到中午，最终决定由周远牵头，组建西部高速公路技术攻关小组，三个月内提出具体实施方案。
回到研究中心，周远立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班。令他欣慰的是，王志刚主动请缨加入，这位曾经的沈大高速技术骨干，如今已能独当一面。
周总，我有个想法。王志刚摊开一张西部地图，与其全线高标准建设，不如区分重点路段和一般路段，实行差异化设计。比如隧道、大桥按百年标准，平原区段可以先按二级路标准预留升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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