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泥沙监测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博士，一板一眼地汇报着数据：“……年均淤积量约1.6亿吨，略超初设模型预测值。主要淤积区域集中在库尾段，导致河床抬高，对上游港口和防洪有一定影响。我们正在试验‘蓄清排浑’、机械清淤等多种方式……”
周远打断他：“略超？超了多少？模型偏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来沙量预估错误，还是水流动力条件模拟失真？‘蓄清排浑’在特大洪水年来临时，调度灵活性到底有多大？对下游生态补水的影响量化评估做了吗？”
一连串专业而尖锐的问题让年轻博士有些措手不及，额角微微见汗。他显然更习惯照本宣科。
周远语气缓和了些：“我不是质疑你们的工作。我只是想知道，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个系统可能会出现多大偏差？如果我们未来的电站，来沙量更大，库容相对更小，这个问题会不会变得致命？”
年轻博士怔了怔，陷入沉思，然后老实回答：“周总，您问的这些……有些我们还在研究，有些……确实存在不确定性。”
周远点点头，没再追问。他走到船边，看着浑浊的江水。泥沙，是河流的血液，也是水库的寿衣。如何与泥沙共处，是每一个水坝工程师永恒的课题。三峡的教训是，即使是最先进的模型，在面对自然复杂的变量时，依然会显得稚嫩。
移民新村建在一片地势较高的台地上，白墙灰瓦，整齐划一，篮球场、卫生所、小超市一应俱全。表面看，比他们原来沿江而居、时常受洪水威胁的老村子强了太多。
接待他们的是当地的移民干部，一位姓王的乡镇书记，满脸疲惫，但努力挤出热情的笑容，介绍着政府的扶持政策，移民的就业情况，人均收入的增长数字。
周远听着，不时点头，但目光却扫过那些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他们眼神空洞地望着长江的方向；扫过那些虽然干净却缺乏生机活力的街道；扫过新村边缘那片明显贫瘠、产出有限的坡地。
他随机走进一户人家。男主人外出打工了，只有女主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家。女人很拘谨，问什么答什么，都是“感谢政府”“生活好了”。但周远注意到，堂屋的墙上，挂着一幅用镜框精心装裱的老照片，是淹没前的老村子，依山傍水，炊烟袅袅。
“还想原来的家吗？”周远轻声问。
女人愣了一下，眼圈微微有些红，搓着衣角，半天，才低声说：“房子是新的好……就是，就是没地方洗衣服了，原来的江边，有老大一块石板……”
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像一根针，刺破了所有宏大的叙事和光鲜的数据。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座房子、几亩田，还有一种沿袭了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种与江河紧密相连的文化脉络和情感寄托。这种损失，无法用金钱完全补偿。
王书记在一旁有些尴尬，想解释什么。周远摆摆手。
他又去看了为安置移民而新建的果园和养殖场。技术员介绍着引进的新品种，计算着预期的收益。但周远看到的是稀疏的果苗，以及因为水土不服而显得有些病恹恹的家畜。
“长效补偿机制落实得怎么样？”周远问王书记。
王书记叹了口气：“钱是按期发了，但光发钱不是办法啊。年轻人能出去打工，老人怎么办？技能培训搞了，但效果……哎，背井离乡，心气散了，重新扎根难啊。产业培育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愁得很。”
离开移民村时，天色已晚。周远的心情比看到滑坡体时更加沉重。技术难题总有办法攻克，但人心的失落、社会的重构，是比混凝土和钢筋更难以浇筑成型的。
晚上，在招待所昏暗的灯光下，李文对着电脑屏幕上瀑布般流淌的数据，眉头紧锁。 “周总，三峡电站机组的振动数据，有异常波动，虽然很轻微，但频率很有规律，像是在某个特定负荷区间产生了共振，但原设计里没有这个……” “还有，生态流量下泄的数据，理论上满足了最低要求，但和下游几个断面实际监测到的水量、水温数据对不上，存在误差，丰水期和枯水期误差模式还不一样……” 周远站在他身后，看着那些跳动的曲线和数字，眼神深邃。 “记下来。所有异常，所有误差，所有‘理论上’和‘实际上’对不上的地方，都记下来。”他缓缓道，“这些，就是未来雅江工程必须要回答、必须要解决的风险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去拜访一位隐退已久的三峡工程元老，顾院士。老先生年过八旬，住在坝区一个僻静的院子里，深居简出，几乎不再见客。周远是通过私人关系，才得以登门。
顾院士的客厅很简单，堆满了书和图纸。他精神还不错，看到周远，似乎并不意外。 “我知道你会来。”老人声音沙哑，却带着看透世事的清明，“要去碰雅鲁藏布江那块硬骨头了？” 周远恭敬地点头：“来向老师请教。三峡之后，我们最该记住什么？最该避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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