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来得总是很早，刚过六点，暮色就已深沉如墨。
凛冽的寒风在狭窄的街巷间穿梭呼啸，卷起地面冻结的尘土和零星的废纸。
林·冯·俾斯麦竖起外套的领子，将半张脸埋进粗糙的羊毛围巾里，独自走在前往“知识咖啡馆”的路上。
他的步伐沉稳，脑海中反复推敲着白天与迈尔少校那场意义深远的对话，以及即将面对的那些充满激情却又缺乏方向的年轻灵魂。
争取像迈尔这样迷失方向的旧军人，与引导咖啡馆里这些热血青年，本质上都是同一场斗争的不同战线——争夺人心，理清敌友，为那场推迟的、但必须进行得更充分的最终较量积蓄力量。
“知识咖啡馆”隐匿在柏林大学后街一栋年久失修的四层公寓楼的二层，没有任何醒目的招牌，只有一扇不起眼的、漆成深绿色的木门。
通向二楼的木质楼梯狭窄而陡峭，踩上去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仿佛在抗议每一位访客的重量。
墙壁上，层层叠叠地贴满了各式传单、海报和手写通知——从哲学研讨会预告到激进的政治宣言，从戏剧演出广告到工人夜校的招生简章，它们相互覆盖，争夺着每一寸空间，构成了一幅混乱而鲜活的柏林知识分子生活图景。
推开那扇厚重的、带有黄铜把手的木门，一股混杂着廉价咖啡、劣质烟草、陈旧书籍和潮湿羊毛大衣的气味扑面而来。
伴随着鼎沸的人声，这一切将门外的严寒与寂静隔绝。
咖啡馆内部宽敞却难掩破败。
挑高的天花板上，几盏煤气灯嘶嘶作响，投下摇曳不定的昏黄光晕，勉强照亮了整个空间。
墙壁上原本精美的石膏装饰线脚大多已经断裂或剥落，露出底下灰暗的砖石。
巨大的窗户上凝结着厚厚的冰花，模糊了窗外的夜景。
整个大厅里挤满了人，大约有五六十位。
他们分散在磨损严重的皮沙发、坚硬的靠背椅和窗台边，或坐或立，形成一个个激烈讨论的小圈子。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智力激荡与政治焦虑。
“冯·俾斯麦先生！”
“您竟然真的来了！”
恩斯特·霍夫曼的声音穿透嘈杂，他敏捷地穿过人群，热情地握住了林的手。
今晚他依旧穿着那件标志性的褪色蓝色工装，但眼睛里燃烧着比平时更炽热的光芒。
“我们都等着您呢！”
“来，这边请，几位核心的朋友都到了。”
他引着林走向一个相对僻静的角落。
格特鲁德·诺依曼正和一个瘦高、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低声交谈，面前摊开着一本写满数学公式和潦草政治笔记的笔记本。
看到林过来，她立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脸上浮现出混合着崇敬与羞涩的红晕。
“这位是瓦尔特·兴登，”霍夫曼介绍那位瘦高的年轻人，他的手指尖还沾染着未能完全洗去的黑色油墨，“我们《觉醒》周刊的主编，也是柏林大学印刷社的负责人。”
瓦尔特站起身，他的动作有些拘谨，但眼神异常锐利，仿佛能穿透表象。
“冯·俾斯麦先生，久仰。”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有力，“您关于‘主要矛盾’和阶级力量分析的几篇手稿，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尤其是您对当前‘战略防御阶段’必要性的论述。”
林微微颔首，目光随即落在角落阴影里坐着的一位沉默的中年人身上。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但纽扣扣得一丝不苟的深色外套，双手粗大，指节突出，布满新旧伤痕和老茧。
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自有一股沉稳如山的气质。
霍夫曼顺着林的目光看去，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了些，带着敬意：“这位是奥托·舒尔茨，西门子stadt（西门子城）大型工厂的工人，也是我们厂里工人代表会的成员之一。”
奥托抬起眼，那双深陷的、带着疲惫却无比坚定的蓝色眼睛锐利地审视着林，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就在这时，咖啡馆另一头靠近门口的位置爆发出一阵激烈的喧哗。
一群穿着体面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油亮的年轻人正围在一起，情绪激昂地挥舞着手中的《德意志报》。
“耻辱！”
“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阉割！”
一个声音高喊着，“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凡尔赛的枷锁，恢复帝国的荣光！”
“是‘钢盔团’的人，”瓦尔特厌恶地皱起眉头，声音压得更低，“民族主义人民党的急先锋，总是伺机来挑衅，散播他们的复仇主义毒素。”
霍夫曼冷哼一声，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让他们吠叫去吧！”
“等到工人们连最后一点土豆都吃不上时，看看还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那套‘民族共同体’的鬼话！”
格特鲁德忧心忡忡地补充道：“不能小看他们，瓦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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