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1915年）初秋，韶山冲的桂花刚绽出细碎的金蕊，陈家大院的门就被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推开。
陈幽正坐在书房里背《论语》，听见院外传来熟悉的呼喊，手里的书“啪”地掉在桌上——是表兄苏文轩从长沙回来了！
他几步冲到门口，果然见苏文轩穿着一身挺括的学生装，背着帆布书包，比去年离家时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英气。
“文轩哥！”陈幽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眼里满是兴奋，“你可算回来了，长沙好玩吗？”
苏文轩笑着揉了揉他的头，晃了晃书包：“不好玩，但有比玩更有意思的东西。”
他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神秘地说，“给你带了些‘宝贝’，只能偷偷看，不能让你爹知道。”
陈幽心里一动，跟着苏文轩钻进自己的小书房，反手关上门。
苏文轩从书包里掏出几本封面印着“新青年”三个字的刊物，纸张粗糙，字迹却印得格外清晰。
“这是《新青年》，长沙城里进步学生都在传看，上面的文章，能让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不一样。”
陈幽接过刊物，指尖抚过“新青年”三个烫金大字，心里满是好奇。
他此前读的都是《论语》《孟子》，听的都是私塾先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诲，从未见过这样封面鲜亮、名字新奇的刊物。
当天夜里，等全家都睡熟了，陈幽悄悄点上煤油灯，躲在帐子里翻看《新青年》。
第一篇就是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开篇那句“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他的心房。
他逐字逐句地读，越读越激动，越读越心潮澎湃。
陈独秀说“青年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砸在他固有的认知上。
他想起父亲常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想起私塾先生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想起佃户们被压迫却不敢反抗的麻木。
这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旧思想！而《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才是让国家变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是让他眼前一亮。
胡适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陈幽想起自己写文章时，总要堆砌典故，讲究对仗，明明一句话能说清的事，非要用复杂的文言文绕来绕去。
而胡适的文章，语言直白，道理清晰，就像与人对话一样，却更有力量。他突然明白，文字不是用来炫耀的，是用来传递思想、唤醒民众的——如果写的文章百姓看不懂，再华丽也没用。
那一夜，陈幽读了整整半本《新青年》，直到煤油灯快烧尽了，才恋恋不舍地合上书。
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民主”“科学”“社会变革”这些新鲜词汇。
他第一次意识到，韶山冲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除了私塾里的旧思想，还有能改变国家和百姓命运的新思想。
接下来的几天，陈幽每天都盼着天黑。
白天，他按时去私塾上课，可心思早就不在《论语》上了，先生讲的“克己复礼”，在他听来格外刺耳；晚上，他就躲在帐子里，继续读《新青年》，有时还会拿出纸笔，模仿上面的白话文，写自己的感想。
“文轩哥，陈独秀说要‘打倒孔家店’，这是不是说我们不用读《论语》了？”一天傍晚，陈幽拉着苏文轩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急切地问。
苏文轩沉吟片刻，说：“不是不用读，是不能盲目地读。孔孟的思想里，有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多束缚人的旧礼教，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为子纲’，这些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是压迫百姓的工具。我们要做的，是打破这些旧礼教，接受新思想，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陈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民主’和‘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
“民主，就是老百姓能当家做主，不是皇帝和地主说了算；科学，就是相信真理，反对迷信，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靠烧香拜佛、靠祖宗之法。”
苏文轩举了个例子，“就像你爹，觉得‘穷富自有天命’，这就是不科学；佃户们被压迫却不敢反抗，就是没有民主意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明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团结起来，打破旧秩序，就能过上好日子。”
这番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陈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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