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7年秋，北大沙滩红楼的上课铃还没响，一楼哲学课教室的后排就已坐了个熟悉的身影。
陈幽捧着磨得发亮的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眼睛却直勾勾盯着讲台——今天是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这是他最期待的课，前一天晚上特意把笔记重新抄了一遍，连边角都理得整整齐齐。
“默之，来挺早啊！”赵勇抱着书本挤过来，胳膊肘撞了撞他，“昨儿个李先生物史观的笔记借我瞅瞅，我漏记了两句。”
陈幽笑着把笔记本递过去，指尖碰了碰口袋里的旁听证——淡蓝色的纸片，盖着北大的红章，上面“旁听生陈幽”几个字，是他每天睡前都要摸一摸的宝贝。
旁听证是子仁跑了三趟教务处，才办下来的，没有正式学籍，不能参与考试，却能让他走进北大的课堂，听最顶尖的教授讲课，这对从湖南来的他来说，已是天大的幸运。
上课铃响了，胡先生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走上讲台。
他没像传统先生那样摇头晃脑，而是笑着开口：“今天咱们不讲孔孟，讲讲老子的‘无为而治’——诸位觉得，‘无为’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吗？”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陈幽挺直腰板，手里的笔飞快地动着。
胡先生的课跟周鹤亭的私塾完全不一样，不讲“君君臣臣”，只讲“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道理”，连《论语》里的话，都要拆开来分析，听得他心里亮堂极了。
讲到“青年要勇于怀疑”时，胡先生的目光扫过教室，落在陈幽身上，笑着点头：“这位同学记笔记很认真，有疑问随时可以提。”
陈幽脸一红，心里却比吃了蜜还甜——这是他第一次被北大的教授注意到，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夸奖，也让他觉得之前的辛苦都值了。
从那天起，陈幽成了红楼里最勤快的旁听生。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揣着两个馒头往教室跑，去晚了就只能站在走廊听课；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课，他一节都不落；胡适先生的课，李先生的课和陈先生的课，他都记在笔记本上，晚上回客栈再反复琢磨，遇到不懂的，就用红笔圈出来，等着去找子仁请教。
北大的学术氛围比他想象的更自由。
课堂上，学生可以跟先生争辩，连“孔孟之道是否过时”这样的话题，都能吵得面红耳赤；走廊里，随处可见抱着书本讨论的青年，有的说要“教育救国”，有的说要“实业救国”，也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救国”，各种思想撞在了一起。
陈幽最喜欢凑在这些讨论里，哪怕插不上话，听着也觉得过瘾——原来改变中国，有这么多办法；原来跟他一样想做事的青年，有这么多。
可旁听生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学籍，就不能进北大的宿舍，只能挤在吉祥客栈的通铺里；没有补助，每天的饭钱都要算计着花，早上两个馒头，中午一碗炸酱面，晚上就着开水啃干粮；有时候去晚了，教室坐满了，他就站在门口听，一站就是两节课，腿麻了就悄悄揉一揉，生怕错过教授们讲的任何一句话。
有一次，他站在走廊听经济学课，正听得入迷，突然被人拍了肩膀。
回头一看，是经济学教授马先生，手里拿着本讲义，笑着问：“同学，站这儿听多久了？怎么不进去坐？”
陈幽脸一红，小声说：“先生，我是旁听生，教室里满了……”
马教授点点头，把他拉进教室，指着自己旁边的空位：“来，坐这儿。旁听生怎么了？只要肯学，就是好学生。”
那天的课，马教授特意多讲了些“民生经济”，还在课后把陈幽叫到办公室，问他：“你是湖南来的？韶山的佃户，一年能剩多少粮？”
陈幽愣了一下，赶紧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佃户们交三成租，遇上天灾就只能吃野菜，有的甚至要卖地卖儿。
马先生听得皱起眉，从书架上抽出本《资本论》节选本，递给陈幽：“你看看这个，里面讲‘剥削’，跟你说的佃户困境，是一个道理。好好学，将来用在湖南，帮乡亲们解决吃饭问题。”
陈幽接过书，如获至宝，连声道谢。
从那以后，马先生常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湖南的情况，给他讲经济学道理；胡适先生也注意到这个总坐在后排、笔记记得最认真的旁听生，偶尔会在课后跟他聊两句“青年责任”；连先生，都记得他这个“韶山来的青年”，每次遇见，都会问一句“最近读了什么书”。
陈幽把教授们的话都记在心里，学习更刻苦了。
每天课后，他都泡在北大图书馆里，从开馆待到闭馆。
图书馆的藏书比韶山所有私塾的书加起来还多，马克思主义的着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国近代史的史料，他都一本本翻，看不懂的就记下来，晚上找子任请教。
赵勇常笑他：“默之，你比正式生还拼，这旁听生当得，比人家考进来的还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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