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7年深秋的北大图书馆，玻璃窗上蒙着层薄霜，阳光透进来，在书架间洒下斑驳的光影。
陈幽踮着脚，手指划过一排排硬壳书脊，指尖在“马克思”三个字上顿住——他找了快半个时辰，终于在最顶层的角落里，摸到了那本泛黄的《资本论》节选译本，书页边缘卷得发毛，显然被很多人翻过。
“小心点拿，这书可是馆里的宝贝，全北平没几本。”
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陈幽手一抖，差点把书摔下来，回头就见茅子任穿着灰布长衫，胸前别着“图书管理员”的木牌，手里抱着一摞书，笑着走过来。
“茅子任！您怎么在这儿？”陈幽又惊又喜，他只知道茅子任在北大做事，却不知道是在图书馆。
“刚调来没多久，帮着整理书籍，顺便看看有没有新到的进步刊物。”茅子任接过他手里的《资本论》，小心翼翼地拂去封面上的灰，“你倒是会找，这书藏得最深，一般学生都找不到。”
两人并肩站在书架旁，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书页上，暖烘烘的。
茅子任翻开书，指着扉页上的批注：“你看，这些都是之前读者写的心得，有赞同的，有质疑的，这就是北大的好处，不管什么思想，都能摆出来讨论。”
陈幽凑过去看，批注密密麻麻，有的写着“此理甚深，需再琢磨”，有的画着问号，还有的写着“若用于中国，需改三分”。
他想起马寅初先生说的“结合国情”，心里突然亮堂起来：“茅子任，您是说，马克思主义好，可不能直接搬来中国用？”
“聪明！”茅子任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书递给他，“就像你在家种庄稼，不能光看别人种什么，得看自家的地适合种什么。
中国的佃户多，农民多，跟欧洲的工人不一样，要让他们懂马克思主义，得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讲他们能遇到的事。”
他领着陈幽往图书馆深处走，这里的书架更高，书籍更珍贵，有的书封面是洋文，有的纸都黄得发脆。
“这边是马克思主义专区，除了《资本论》，还有《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还有李大钊先生翻译的《唯物史观》，你要是感兴趣，每天下午来，我帮你留着座位。”
陈幽眼睛一亮，看着满架的书，像看到了宝藏：“真的？那太好了！我正愁看不懂《资本论》里的术语，有您在，就能问您了。”
“别光靠我，”茅子任笑着说，“图书馆里藏着不少宝贝，你看这本《向导》周报，里面有陈独秀先生写的‘中国革命之路’，还有这本《新青年》合订本，收录了胡适、鲁迅的文章，你都找来看看，比光听我讲强。”
两人坐在靠窗的书桌旁，阳光正好落在桌上。
茅子任从怀里掏出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这是我整理的读书清单，先读《共产党宣言》，再读《资本论》节选，最后读李大钊先生的文章，由浅入深，更容易懂。”
陈幽接过清单，小心翼翼地折好，揣进怀里，心里暖暖的。
他想起刚到北平时，自己像个无头苍蝇，连北大的门都找不着；想起第一次听李大钊先生的课，紧张得不敢说话；想起这些日子，茅子任帮他办旁听证，帮他找先生请教，现在又帮他整理读书清单——这位同乡前辈，不仅是他的引路人，更是他在北平的亲人。
“茅子任，”陈幽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您说，咱们学这些理论，真的能救中国吗？我有时候会想，要是学了半天，还是帮不了乡亲们，怎么办？”
茅子任放下手里的书，看着他，眼神诚恳：“默之，你记住，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也不是一天能学会的。就像你小时候学写字，先学笔画，再学偏旁，最后才能写文章。咱们现在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学‘笔画’，只有把理论学扎实了，将来才能写好‘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
他顿了顿，指着窗外的红楼：“你看那些上课的学生，那些讨论的青年，咱们不是一个人在学，是一群人在学；不是一个人想救中国，是一群人想救中国。只要咱们把理论学懂了，把思想传开了，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的人都明白，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
陈幽点点头，心里的疑虑烟消云散。
他翻开《资本论》，指着其中一句：“茅子任，‘剩余价值’是什么意思？跟咱们韶山的佃户交租，是不是一个道理？”
茅子任凑过去，耐心解释：“差不多。佃户种地主的地，收了十石粮，要交三石租，这三石就是‘剩余价值’，是地主没干活，却从佃户手里拿走的。马克思说，这就是剥削，要想让佃户过上好日子，就得把这‘剩余价值’拿回来，让劳动者自己得。”
陈幽听得眼睛发亮，突然想起父亲收租的场景，想起李老栓交租时的无奈——原来这就是“剥削”，原来佃户们的苦，早就被马克思说透了！他拿出笔记本，飞快地记着，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连窗外的上课铃都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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