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北平街头，晨雾还未散尽，陈幽已揣着两个硬邦邦的窝头走出了北大校门。
教授们在课堂上讲的“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还在耳边回响，火炉边的暖意仿佛残留在指尖，可一踏进街头的寒风里，他才真正懂了“行万里路”这四个字，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要踩着泥土、贴着人心去看真实的中国。
他没往繁华的王府井走，反倒拐进了西四牌楼附近的胡同。
这里是黄包车夫聚集的地方，天刚蒙蒙亮，十几辆漆皮剥落的黄包车就歪歪斜斜地停在墙根下，车夫们裹着打了补丁的短袄，蹲在地上就着寒风啃窝头，嘴里呵出的白气，像断了线的棉絮，飘一会儿就散了。
陈幽刚走近，就有个颧骨高耸的车夫直起身子，搓着手问：“先生，要车不？去东单？西直门？俺拉得稳！”他声音沙哑，袖口磨得露出了棉絮，手上的裂口纵横交错，沾着黑黢黢的泥垢，一看就是常年握车把磨出来的。
“师傅，我不坐车。”陈幽弯下腰，把怀里的窝头递过去一个，“想跟您聊聊。”
车夫愣了愣，接过窝头的手顿了顿，随即嘿嘿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牙：“俺当啥事儿，聊呗！俺叫王老三，在这儿拉车快十年了。”
他往墙根挪了挪，给陈幽让了个位置，自己先咬了一大口窝头，嚼得满脸通红，“先生是北大的学生吧？看您这穿着，白净的，跟俺们不一样。”
陈幽点点头，指着他脚边的车：“王师傅，您这车是自己的？一天能拉多少钱？”
“自己的？哪能啊！”
王老三苦笑一声，咽下嘴里的饭，“这车是租的，东家的，一天得先交两吊钱租子，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要是遇上刮风下雨，路滑难走，拉不着活，租子也得交，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他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腿，“去年冬天，雪下得齐膝盖深，俺为了赶活，摔了一跤，腿肿得跟馒头似的，也不敢歇，歇了就没饭吃，还得欠东家的租子。”
陈幽心里一沉，又问：“那一天下来，能剩多少？”
“剩？”王老三叹了口气，伸手比划，“好的时候，能剩一吊多，够买两斤棒子面，养活老婆孩子；要是不好，比如遇上兵痞子坐车不给钱，还得挨顿揍，那一天就白干了。”
他说着，突然压低声音，“前儿个，张老四拉了个穿军装的，到了地方不仅不给钱，还说他车把碰着自己了，把张老四的车座都给拆了，人也揍得鼻青脸肿，现在还躺家里起不来呢！”
正说着，街口传来一阵铃铛响，几个车夫慌忙站起来，王老三也拍了拍身上的土，拉起车就往街口跑：“先生，俺得去揽活了，晚了就被别人抢了！”他跑了两步，又回头喊，“您要是还想聊，晚上来俺家，就在胡同里头第三间破屋！”
陈幽看着他拉着车小跑的背影，车把在他手里微微晃动，寒风把他的短袄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破旧的旗子。
他站在原地，手里的窝头还带着余温，可心里却凉飕飕的——原来课本里说的“苛捐杂税”“剥削”，不是轻飘飘的四个字，是王老三手上的裂口，是张老四脸上的淤青，是一家人等着棒子面下锅的期盼。
中午的太阳升得老高，陈幽揣着剩下的半个窝头，往城南的纺织厂走。
那是北平最大的一家纺织厂，烟囱里冒着黑黢黢的烟，离老远就能听见机器“轰隆轰隆”的响声，震得人耳朵发疼。
厂门口围着几个穿蓝布褂子的女工，年纪看着都不大，最小的估摸着有十三四岁，头发用红头绳扎着，脸上还带着稚气，可眼神却没了同龄人的清亮，只剩下疲惫。
陈幽刚要上前，就被一个看门的壮汉拦住了：“干啥的？厂子里不让进！”
“我找个人。”陈幽灵机一动，想起王老三说的“找活干”的由头，“想找份工，问问这儿还招人不？”
壮汉上下打量他一番，撇撇嘴：“就你这细皮嫩肉的，能干啥？厂子里的活，可不是你们学生娃能扛的。”
话虽这么说，还是往旁边让了让，“进去吧，别乱逛，女工在东车间，男工在西车间。”
陈幽道了谢，刚走进厂房，一股混杂着棉絮、机油和汗水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呛得他直咳嗽。
车间里光线昏暗，只有头顶几盏昏黄的灯泡亮着，几十台织布机并排摆着，“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震得地面都在颤。
女工们坐在机器前，手指飞快地穿梭在纱线之间，眼睛紧紧盯着布面，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他走到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工身边，她额头上渗着汗珠，鬓角的头发湿哒哒地贴在脸上，手上的动作却没停过。
“大姐，您这一天要干多久？”陈幽凑到她耳边，大声喊着，才能让她听见。
女工瞥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声音被机器声压得只剩下气音：“十二个时辰，从早到晚，中间就半个时辰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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