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民国11年）盛夏，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区像个巨大的蒸笼，低矮的棚屋挤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空气中混杂着汗味、霉味和劣质烟草的气息。
陈幽抹了把额角的汗，手里拎着一摞《少年》刊物，跟着华工联络员老王往巷子里走——这里是巴黎最大的华工聚居点，住着近千名在纺织厂、钢铁厂做工的华工，也是旅欧支部此次动员工作的重点区域。
“陈同志，前面就是张大叔家，他在纺织厂干了五年，威望高，华工们都信他。”
老王指着一间漏着缝的棚屋，压低声音说，“不过您可得小心点，最近有法国军警盯着这儿，说是‘防止华工闹事’，咱们说话得注意分寸。”
陈幽点点头，把刊物藏在粗布衫的夹层里，跟着老王走进棚屋。
屋里阴暗潮湿，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占了大半空间，墙角堆着几件沾满油污的工装。
张大叔坐在小板凳上，给受伤的手涂草药，见两人进来，赶紧起身：“陈同志，您咋来了？快坐，屋里乱，别嫌弃。”
“张大叔，来看看您的手。”
陈幽蹲下身，看着他手上狰狞的伤口——是被纺纱机轧伤的，伤口已经化脓，却只涂了点草药，“咋不去医院看看？厂里没给您工伤赔偿吗？”
张大叔叹了口气，眼里满是无奈：“去啥医院？看不起。厂里说我是‘操作不当’，不仅不给赔偿，还扣了我半个月工资，说要不是看我干了五年，早把我开除了。”
陈幽心里一紧，从怀里掏出《少年》，翻到“华工之声”栏目，指着上面的文章：“张大叔，您看，这上面写的都是华工的事。咱们华工在法国做工，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挣的钱不如法国工人的一半，受伤了还没人管，这不是命苦，是资本家在剥削咱们！”
张大叔接过刊物，虽然不认字，却听得格外认真。
陈幽用家乡话，把文章里的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他听：“咱们华工为啥苦？因为咱们没团结起来，没跟资本家谈判的底气。就像上次纺织厂罢工，咱们团结起来，资本家不就答应给咱们涨工资、减少工时了吗？只要咱们都加入进步组织，一起跟资本家要权益，以后就不用再受这委屈！”
这时，棚屋外渐渐围过来几个华工，都是张大叔的工友。
他们听说陈幽是来帮华工争取权益的，都凑进来听。
陈幽索性站到门口，对着围拢的华工们大声说：“乡亲们，咱们都是中国人，背井离乡来法国做工，不是来受气的！国内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欺负咱们，咱们在国外要是再自己人欺负自己人，那才真的没活路！”
他指着远处的法国工厂，声音里满是激动：“那工厂的机器是咱们华工开的，纱是咱们华工纺的，凭啥利润都归资本家？凭啥咱们受伤了没人管？凭啥咱们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因为咱们没团结，没组织！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旅欧支部是咱们华工的靠山，只要咱们加入组织，一起团结起来，就能跟资本家谈判，就能争取到咱们应得的权益！”
一个年轻的华工忍不住问：“陈同志，咱们要是加入组织，资本家报复咱们咋办？军警抓咱们咋办？”
“别怕！”陈幽坚定地说，“组织会保护大家，咱们人多力量大，资本家不敢随便报复！要是军警来抓，咱们就跟他们讲道理，让全巴黎的人都知道，咱们华工是在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是在闹事！”
张大叔这时站起身，激动地说：“陈同志说得对！我干了5年，受够了资本家的气！我加入组织，以后我带头，动员厂里的华工都来加入！”
“我也加入！”“算我一个！”华工们纷纷响应，眼里满是期待——他们受够了隐忍和麻木，陈幽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他们心中反抗的勇气。
接下来的一个月，陈幽和苏木分成两组，深入巴黎及周边城市的华工聚居区——里昂的纺织厂、马赛的造船厂、里尔的钢铁厂，每到一处，都用家乡话跟华工们聊天，讲国内的现状，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鼓励他们团结起来。
在里昂的一家纺织厂，陈幽遇到了十几个湖南老乡。、他用熟悉的乡音，跟他们讲韶山佃户的苦，讲北平革命的火，讲旅欧支部的使命：“咱们虽然在国外，可根还在国内。国内的乡亲们还在受军阀和地主的欺负，咱们在国外争取权益，也是在为国内的革命攒力量。等咱们学好了经验，回去就能帮乡亲们建农会、斗地主，让大家都能有地种、有饭吃！”
老乡们听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要加入组织。
其中一个叫李虎的华工，还主动请缨当联络员，负责动员厂里的其他华工：“陈同志，您放心，我在厂里认识人多，保证把大家都动员起来！以后您有啥吩咐，尽管找我！”
在马赛的造船厂，陈幽遇到了一个叫王强的华工，他因为带头要求涨工资，被资本家开除，还被军警抓去关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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