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民国11年）深秋的巴黎，游行队伍的欢呼声尚未完全消散在塞纳河畔，陈幽和苏木正沿着小巷快步撤离。
作为负责殿后的联络员，他们需要确认最后一批华工和学生安全离开，却没察觉身后暗处早已盯上他们的军警——皮靴踏在石板路上的“咔嗒”声，像冰冷的警钟，骤然在巷口响起。
“不许动！举起手来！”
十几名法国军警举着枪围拢过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两人，警棍在手中敲打着掌心，眼神凶狠如狼。
苏木下意识想摸向口袋里的联络暗号纸条，陈幽猛地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用眼神示意“冷静”——此刻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可能暴露组织秘密。
“我们是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只是路过，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陈幽缓缓举起双手，脸上强装镇定，用生硬却清晰的法语解释。
他刻意拉了拉衣角，遮住游行时佩戴的红袖章边角，目光扫过军警手中的照片——那是他在游行中指挥队伍的侧影，显然早被盯上了。
“路过？”军警头目冷笑一声，将照片拍在陈幽面前，“有人指认你在游行中带头喊口号，还跟华工密谋，你敢说只是路过？”
他挥了挥手，两名军警上前，粗暴地扭住陈幽和苏木的胳膊，冰冷的手铐“咔嗒”锁上手腕，金属的寒意瞬间渗进骨髓。
被押上警车时，陈幽悄悄回头，确认巷口已无其他同志的身影，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万幸，没牵连其他人。
他靠在车窗上，看着巴黎的街景飞速倒退，脑海里飞速盘算：组织肯定能察觉他们被捕，邹宇同志定会设法营救；关键在审讯，必须守住“普通留学生”的身份，绝不能透露半个字与支部相关的信息。
警车最终停在巴黎警察局的临时看守所。
推开厚重的铁门，一股混杂着霉味、汗味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牢房狭小阴暗，仅能容下两张稻草铺就的“床”，铁窗上锈迹斑斑，透过缝隙能看到灰蒙蒙的天空。
陈幽和苏木被推进同一间牢房，手铐解开的瞬间，两人的手腕已勒出红肿的印子。
“默之，他们会不会动刑？”苏木坐在稻草上，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军警的抓捕，难免心慌。
陈幽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坚定如铁：“别怕，我们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他们没有实据。记住，无论他们问什么，都只说自己是来法国做工求学的，路过游行现场被误抓。绝不能提‘支部’‘组织’，更不能提周同志、赵同志他们的名字，明白吗？”
苏木用力点头，攥紧拳头：“我明白！就算打死我，也不会说半个字！”
当天下午，陈幽被带进审讯室。
房间惨白的墙壁上，挂着鞭子、手铐等刑具，审讯官是个身材高大的法国人，眼神锐利如鹰，手里把玩着钢笔，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陈幽的脸。
“说吧，你在游行中扮演什么角色？你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头目是谁？”
陈幽端坐在椅子上，故意露出困惑的神情：“先生，我真的只是路过。我在里昂纺织厂做工，今天休息来巴黎市区买东西，看到很多人聚集，就凑过去看了一眼，没想到会被当成组织者。”
他指着自己粗糙的手掌，“您看，我手上全是老茧，是做工的学生，哪有能力组织游行？”
审讯官显然不信，将一叠照片甩在桌上——有他与华工交谈的画面，有他分发《少年》刊物的瞬间。
“这些照片怎么解释？你敢说你和华工没关系？和这份反动刊物没关系？”
“华工都是中国人，我跟他们用家乡话打个招呼，有问题吗？”
陈幽拿起照片，故作惊讶，“这份刊物我确实见过，是在夜校门口捡到的，觉得写的是华工的事，就翻了几页，这也算反动？”他刻意避开“组织编辑”的身份，将一切推给“偶然”。
审讯官见他油盐不进，脸色骤然沉了下来，对手下使了个眼色。
两名军警立刻上前，按住陈幽的肩膀，将他的手臂反拧在背后。
剧痛顺着胳膊蔓延开来，陈幽额头渗出冷汗，却咬紧牙关不肯出声——他知道，一旦松口，不仅自己完了，整个旅欧支部都可能暴露。
“不说？那就尝尝这个！”审讯官拿起鞭子，在空中甩了个响。
鞭子抽在背上的瞬间，火辣辣的疼几乎让陈幽晕厥，可他硬是撑着，抬头直视审讯官：“我说的都是实话，您就算打死我，我也说不出别的来！”
见硬的不行，审讯官又换了策略，语气缓和下来：“年轻人，我知道你是被人蛊惑的。只要你说出组织成员的名单和联络点，我可以放你出去，还能帮你申请法国国籍，找份体面的工作，怎么样？”
陈幽心里冷笑，这威逼利诱的伎俩，早在北平应对军警时就见识过。
他摇摇头，语气诚恳：“先生，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组织。如果我知道，肯定会告诉您，可我只是个普通学生，帮不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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