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民国13年）冬天，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报训练室外，落叶在秋风中打着旋。
陈幽刚结束密码破译的最后一轮复习，正收拾笔记准备离开，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陈幽同志，请留步。”
他转身望去，只见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瓦西里教官正站在门口，身着笔挺的军装，肩上的勋章在夕阳下闪着光。
瓦西里是学校特邀的资深情报专家，曾参与过苏联国内战争、反外国武装干涉等多次重大情报任务，实战经验远比书本上的理论更鲜活、更深刻。
此前在密码破译和实战演练课程中，瓦西里曾多次点评过陈幽的表现，言语间满是赞许，却从未有过如此正式的单独交流。
“瓦西里教官，您找我有事吗？”陈幽停下脚步，恭敬地问道。
瓦西里走上前，目光落在他手中的笔记上，笑着说：“我看你刚才复习得很认真，关于多表密码的破解技巧，还有什么疑问吗？”
“确实有几个实战案例想向您请教。”
陈幽立刻拿出笔记，翻到标注着“疑问”的页面，“比如这个二战时期的德军密码案例，它用了维吉尼亚密码结合军事术语的混合加密，破解时如何快速确定密钥长度？”
瓦西里接过笔记，仔细看了片刻，拉着陈幽在训练室的长椅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纸上画起了密钥分析图：“这种混合密码的破解关键，在于‘分离变量’——先忽略军事术语的语义干扰，用卡西斯基试验法统计重复字母序列的间隔，确定密钥长度；再结合军事术语的固定搭配，验证密钥的准确性。”
他一边画一边讲解，时不时结合自己当年参与破解敌方密码的经历，用生动的实战故事解释抽象的理论。
陈幽听得格外专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要点。
瓦西里的讲解没有课本上的刻板，而是充满了实战的智慧——比如“如何在没有完整密文的情况下推测密钥”“如何利用敌方密码员的习惯漏洞”“如何在破译后验证情报的真实性”，这些都是他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干货”。
“情报工作不是数学题，没有固定的解题公式。”
瓦西里合上陈幽的笔记，语气突然变得严肃，“在实战中，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整的密文，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这时候，比技能更重要的是‘坚定的信仰’和‘冷静的头脑’。”
他顿了顿，说起自己的一段经历：“在反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我曾潜入敌方营地收集情报，被发现后躲在下水道里三天三夜。那时我手里只有半块面包、一个手电筒和一张未破译的密文。饥饿、寒冷、恐惧，时刻在考验我，但我知道，这份情报关系到前线几千名战士的生死，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正是这份信仰支撑着我，冷静下来，在黑暗中完成了破译。”
陈幽心里一震，这才明白，瓦西里不仅是在教他技能，更是在教他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情报工作者——技能是武器，信仰是灵魂，冷静是盾牌。
他想起在法国被捕时的坚守，想起密码破译时的耐心，想起实战演练时的沉着，突然对“情报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使命，一份需要用信仰、勇气和智慧去坚守的使命。
从那天起，瓦西里成了陈幽的“特殊导师”。
两人经常在训练室、校园的白桦树下，或是莫斯科河畔的咖啡馆见面，交流情报工作的经验和感悟。瓦西里会给陈幽讲苏联情报部门的运作机制，讲不同国家情报机构的特点，讲如何在复杂的局势中判断情报的真伪；陈幽则会向瓦西里介绍中国革命的现状，讲旅法华工的情况，讲自己对中国情报工作的思考和困惑。
“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农民占绝大多数，城市和农村的情况差异很大。”
瓦西里曾认真地对陈幽说，“回到中国后，你不能照搬苏联的情报工作模式，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适合中国的情报网络——在农村，要依靠农民，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开展工作；在城市，要利用工人、学生、商人等不同群体，建立多层次的情报渠道。”
“我明白。”
陈幽点点头，“在法国时，我曾以‘勤工俭学学生’的身份，在华工中建立联络点，效果很好。回到中国后，我计划先从农村入手，以‘农会’为载体，发展农民联络员，收集当地的地主、军阀情报。”
瓦西里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很好！你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还懂得结合实际，这很难得。记住，情报工作的核心是‘人’——要信任你的联络员，关心他们，保护他们；要了解你的对手，分析他们的弱点和习惯；更要相信自己，相信组织，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有一次，两人聊到情报工作的“危险性”。瓦西里问陈幽：“如果有一天，你面临被捕、严刑拷打，甚至牺牲的风险，你会后悔选择这份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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