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明的办公室里，窗帘拉着，光线昏暗，空气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他没有坐回自己的老板椅，而是双臂抱胸，靠在办公桌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像是在审视一个不听话的阶下囚。
“江远，我再问你一遍，昨晚那份报告，为什么不先给我看？”他的声音很低沉，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科长，情况紧急，我当时觉得应该让所有领导第一时间掌握全面信息。”我还是用那套官方说辞来应对。我知道，此刻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他要的不是解释，是我的“认错”和“屈服”。
“全面信息？”他冷笑一声，从桌上拿起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狠狠摔在我面前，“这就是你所谓的全面信息？把xx公司直接点出来，建议暂停资格，还要联合调查？你知不知道，这份报告递上去，等于是在打谁的脸！”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是我昨晚写的报告。上面的字迹，此刻看起来是如此刺眼。
“科长，我只考虑了事情本身，没想那么多。”我垂下眼帘，语气放得更低。
“没想那么多？我看你想得很多！”刘光明猛地提高了音量，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你是想绕开我，直接向局长表功吧？你想让局领导看看，你江远多有担当，多有魄力，是不是？你把我们办公室、把我这个科长，当成你往上爬的垫脚石了？！”
他的话，诛心至极。
这就是机关里最恶毒的指控——“有心机”、“越级汇报”、“不讲规矩”。任何一条罪名扣下来，都足以让一个新人在单位里永世不得翻身。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
因为我知道，当你的上级已经对你产生了偏见，任何辩解都只会火上浇油。他看到的，永远是他想看到的那个你。
我选择了沉默。
我的沉默，在刘光明看来，就是默认。
他脸上的怒气，渐渐被一种失望和轻蔑所取代。他坐回椅子上，往后一靠，用一种宣判的口吻说道：“江远，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很有才华，但不懂得怎么做人。在机关里，做事之前，要先学会做人！你这一点，还差得太远。”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享受这种掌控别人生杀大权的快感。
“今天上午，局里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这次的事件。周副局长点名让你列席，汇报情况。到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自己掂量着办。别怪我没提醒你，饭碗是你自己的，怎么端稳，你自己想清楚。”
说完，他挥了挥手，像打发一只苍蝇：“出去吧。”
我默默地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背后传来他的一声冷哼。我知道，我和他之间，那道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
回到座位，小刘立刻凑了过来，脸上挂着虚伪的关切：“江哥，科长没批评你吧？哎呀，都怪我，昨天要是我提醒你一句，凡事要先跟科长汇报，就没这事了。”
他嘴上说着“都怪我”，眼神里却全是幸灾乐祸。
我懒得理他，打开电脑，开始为接下来的会议做准备。
刘光明最后那句话，是赤裸裸的威胁，也是一种“指点”。他要我，在党组会上，推翻自己昨晚的报告，把责任重新揽回到“食堂操作不当”这个既定的轨道上来。
如果我照做了，就等于当着所有局领导的面，自己打自己的脸，承认自己昨晚的报告是考虑不周、鲁莽冲动。这样一来，他刘光明的面子保住了，办公室的“规矩”也维护了，而我，则会彻底沦为一个笑柄，一个被用完就丢的棋子。
如果不照做，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公然违抗顶头上司的意志，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一个两难的死局。
上午十点，局三楼会议室。
长条形的会议桌旁，坐着局里的核心领导层。局长陈东海坐在主位，面沉似水，看不出喜怒。分管安全的副局长周毅坐在他的左手边，手里拿着一支笔，轻轻敲着桌面。其他几位副局长和党组成员，表情各异。
刘光明作为办公室主任，也列席了会议。
我作为汇报人，坐在会议桌最末端的一个小凳子上，手里捧着一沓材料，手心微微出汗。
会议由陈东海主持。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昨天实验小学的食品安全事件。”陈东海的声音不高，却很有分量，“性质很严重，影响很恶劣！市委王书记、县委张书记，都亲自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这件事如果处置不好，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要跟着挨板子！”
他环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
“小江，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同志，你先把情况，再详细地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
我站起身，深吸一口气，开始汇报。
我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将现场的情况、家长的情绪、医院的诊断，用最简洁、最客观的语言，重新梳理了一遍。整个过程，我没有夹杂任何个人观点，就像一台冷静的摄像机，只负责记录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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