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众共情?”
分管宣传的王副局长第一个皱起了眉头,他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愣头青,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质疑:“江远同志,你这话是不是太理想化了?现在网上是什么情况?群情激奋!我们去共情?跟谁共情?怎么共情?说错一句话,就会被他们抓住把柄,骂得更凶!到时候这个责任谁来负?”
他的话,说出了在场大部分人的心声。
在官僚体系的惯性思维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铁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面对危机,第一反应永远是捂盖子、降热度,而不是主动把头伸出去,任人敲打。
我直视着王副局长的眼睛,没有丝毫的退缩。
“王局,责任,现在已经砸在我们头上了,躲是躲不掉的。”我的声音依旧平静,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现在网友的愤怒,根源在于三点:第一,他们认为我们想掩盖真相;第二,他们觉得我们冷漠无情,对逝去的生命缺乏最基本的尊重;第三,他们不相信我们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针对这三点,拿出我们的行动。堵和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坐实他们的猜疑。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反其道而行之?”一直沉默的局长陈东海,终于开口了。他的目光,像两把手术刀,锐利地剖析着我,“说具体点。”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我身上。我知道,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逻辑缜密、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说服眼前这些已经被恐惧和惯性思维绑架了的领导。
我深吸一口气,大脑飞速运转,将刚才已经成型的思路,清晰地组织起来。
“我的建议,分为三步,环环相扣。”
“第一步:姿态。我们必须立刻、马上,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一份全新的公告。这份公告,不能再用以前那种官话套话。内容要极度简短,但态度必须极度真诚。核心只有三句话:第一句,‘我们错了,我们对逝去的年轻生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句,‘我们绝不回避,绝不隐瞒,立刻成立由上级部门、家长代表、媒体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彻查真相’;第三句,‘我们恳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结果,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布’。”
我顿了顿,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继续说道:“这份公告的核心,不是解释,而是‘认错’和‘承诺’。姿大低到尘埃里,才能换取公众情绪的第一个缓冲期。”
“胡闹!”王副局长几乎是跳了起来,“还没调查,就先认错?这不等于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吗?以后还怎么翻身?”
“王局,”我迎着他的目光,语气加重了几分,“人是在我们管辖的学校里没的,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责任?现在公众要的不是责任划分,是一个态度!我们先把姿态放低,把公众从我们的对立面,拉到‘等待真相’的中间地带,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调查时间。这叫以退为进!”
我的话,让王副局长一时语塞。
主席台上的周毅,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光芒。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看了陈东海一眼,又把话咽了回去。
陈东海依旧面无表情,他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继续。
“第二步:行动。公告发出去的同时,我们的人,必须立刻出现在最关键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死者家里。去的,不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局里有分量的领导,比如周局长。去的目的,不是去谈判,不是去谈赔偿,就是去吊唁,去道歉,去听家属哭,听家属骂,哪怕被打了,也绝不能还手。我们要用最真诚的行动,去安抚情绪最激动的源头。”
“第二个地方,是学校门口。我们不能再让保安去顶着了。要派最懂沟通、最有亲和力的女同志,比如办公室的张姐,去给那些围堵的家长和记者,送水,送面包,告诉他们,我们理解大家的心情,领导已经在处理了,请大家注意身体。这个举动,叫‘人性化危机处理’,它能最大限度地瓦解现场的对立情绪。”
“第三步:透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承诺了联合调查组,就必须立刻兑现。马上联系县纪委、县政法委,请他们牵头。同时,主动邀请两家在本地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再公开征集三到五名家长代表,加入调查组。我们要把整个调查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我们越是透明,谣言就越没有生存的空间。”
我说完了。
整个会议室,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被我这一套颠覆性的方案,给彻底震住了。
不堵不删,主动认错,领导上门,现场安抚,公开调查……这套组合拳,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它太大胆,太冒险,也……太有煽动性了。
许久,陈东海才缓缓地开口,声音沙哑:“江远同志,你这个方案,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舆情汹涌,如洪水猛兽。你这套办法,是开闸泄洪。可你想过没有,万一闸口开得太大,洪水冲垮了堤坝,怎么办?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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