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
“家属的情绪，怎么样？”
“暂时稳住了。”周毅说，“我什么都没解释，就坐在那儿，听他们骂，听他们哭。最后我走的时候，给他妈鞠了三个躬，告诉他，我不是代表教育局来的，我是作为一个父亲，来送送孩子。”
我沉默了。我知道，让周毅这样级别的领导，做到这一步，需要放下多大的身段和尊严。
“不过……”周-毅掐灭了烟头，眼神里透出一丝光亮，“网上那封信，我看了。写得很好。刚才在回来的路上，陈局长也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应对，很及时，很专业。”
我点了点头，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现在，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周毅看着我，表情凝重，“公众给了我们时间，我们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们一个交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什么？”周毅又被我的想法惊到了，“开发布会？疯了吧你！现在开，不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吗？那些记者的问题，能把我们生吞活剥了！”
“不。”我摇了摇头，眼神坚定，“恰恰相反。现在开，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公众的情绪，已经被我们初步安抚下来了，他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然后呢’？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掌握话语权，把调查的初步进展、我们的反思和下一步的改革措施，主动抛出去，而不是等着他们来质问。”
“而且，这场发布会，不能由您或者陈局长来开。”我看着周毅，一字一句道，“得由我来开。”
周毅彻底愣住了。他看着我，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
他明白我的意思。由他或者陈局长出面，级别太高，一旦说错话，就没有回旋的余地。而由我这个级别不高、但又是事件处置负责人的“小人物”出面，既能代表官方，又保有一定的弹性。说得好，功劳是领导的；说得不好，也可以把我当成“弃子”，牺牲掉，来保全大局。
这是在走钢丝。
“你……想好了？”周毅的声音，有些干涩。
“想好了。”我点了点头，“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晚上十点，老王回来了。
他带回来了一份厚厚的资料，比我想象的还要详细。
李响，单亲家庭，母亲是超市收银员，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母子俩相依为命，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李响是母亲唯一的希望，他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列。但最近一次模拟考，他的排名掉出了前五十，班主任张老师，在班会上点名批评了他，话说得很难听，说他“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李响的母亲。她在得知成绩下滑后，情绪失控，打了他一顿，骂他“为什么不能再努力一点”。
资料的最后，是老王找到的、李响同桌的一段描述：
“那天晚上，李响回到座位上，一句话也没说，就趴在桌子上。我看见，他的肩膀，一直在抖，一直在抖……”
看完这份资料，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终于明白，压垮这个孩子的，不是一次考试，不是老师的一句批评，而是那份他再也无法承受的、如山一般沉重的爱与期望。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在黑夜里，独自颤抖的瘦弱肩膀。
那一刻，我忽然知道，明天的发布会，我该说什么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临川县教育局，小型新闻发布会，正式召开。
没有鲜花，没有背景板，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和我。
台下，坐满了长枪短炮的记者，和几位被特邀来的家长代表。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气氛紧张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我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我没有带任何讲稿。
我走到发言台前，对着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家长代表，大家上午好。”
“我是本次事件应急处置办公室的主任，江远。”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念一封信。”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这封信，不是写给各位的，也不是写给公众的。是写给一个叫李响的、十六岁的男孩子的。”
“李响同学：”
“对不起。这三个字，迟到了。”
“我们知道，你走的时候，一定很冷，很孤独。对不起，在你最需要一双手来拉住你的时候，我们，缺席了。”
“我们看过了你的试卷，上面有很多红色的对勾，很漂亮。我们也知道，你很努力，很想成为妈妈的骄傲。但是，孩子，我们想告诉你，一张试卷，定义不了你的价值。你的善良，你的努力，你偷偷喂养流浪猫的温柔，这些，远比分数，要珍贵一百倍，一千倍。”
“对不起，是我们，把教育，变成了一场冰冷的竞赛，忘记了，它的初衷，是教会一个人，如何温暖地活着。”
“如果有来生，希望你，能在一个可以放声大哭、可以偶尔犯错、可以不那么‘优秀’的地方，轻松、快乐地长大。”
“对不起。再见，李响。”
我念完了。
整个发布会现场，一片死寂。
台下，好几个女记者的眼眶，都红了。一位家长代表，正在用手背，偷偷地擦着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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