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将熬了一夜心血的调研报告打印出来，仔细校对三遍，确认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无可挑剔后，才起身走向孙宏斌的办公室。
他正在用一块麂皮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自己的保温杯。看到我进来，他抬了抬眼皮，指了指桌面。
我将报告工工整整地放在他面前。
他拿起报告，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准备开始他惯常的“审稿”流程。通常，新人的稿子，他总能从头到脚，批改得满篇红字，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他看得不快，但很仔细。只看了第一页，他擦杯子的动作就停了下来，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当他翻到第二页，看到我将“营商环境”问题，从政策、土地等“硬环境”层面，巧妙地引向干部作风、服务意识等“软环境”层面时，捏着稿纸的手指，明显停顿了片刻。
他足足看了十分钟。办公室里，只听得到纸张翻动的声音。我站在一旁，面色平静，心如明镜。我知道，这篇稿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实力，也必然会照出他的城府。
“嗯……写得不错。”终于，他放下了稿子，语气里听不出太多情绪，只是淡淡地说，“整体框架是对的，有一定思考。一些细节和提法，我再帮你润色一下。第一次写这种综合性材料，能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说着，拿起红笔，象征性地在几个无关紧要的连接词上画了两个圈，改了几个同义词。比如把“至关重要”改成“尤为关键”。
我心里暗笑。这就是孙宏斌的“艺术”。他既不能否定这份稿子的质量，因为那会显得他自己水平不够；但又绝不能完全肯定，因为那会显得他这个科长无足轻重。所以，他必须留下自己的“修改痕迹”，以证明这份功劳，至少有他的一半。
“谢谢孙科长指点，我确实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我非常配合地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恭敬地说道。
“嗯，去吧，让文印室印几份，按程序送审。”他挥了挥手，把稿子递给我。
这场无声的较量，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我拿着稿子走出去，科里几位“老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飘了过来。当他们看到稿子上那寥寥无几的红色笔迹时，眼神里都闪过一丝惊讶。他们太了解孙科长的风格了，能让他几乎不动笔的稿子，这么多年，也属罕见。
从那一刻起，我能感觉到，科里同事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种若有若无的排斥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夹杂着敬畏和探究的客气。
在权力中枢，实力，永远是赢得尊重最硬的通行证。
下午，陈思宇来综合科转了一圈，临走时，不经意地对我说了一句：“江远，下午没什么事的话，把优化营商环境的几份原始材料再熟悉一下，书记那边，随时可能会问。”
我心中一动，知道报告已经送到了张书记的案头，而且，起作用了。
这一天，过得波澜不惊，却又暗流涌动。
直到晚上九点多，我手头的工作刚告一段落，正准备下班，手机却突然震动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是江远同志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沉稳的声音。
是张青峰书记的司机，老李。我曾在楼下见过他几次。
“李师傅，您好，我是江远。”我连忙站起身，语气恭敬。
“江远同志，还没休息吧？书记让你现在到县委门口来一趟，他有事情找你。”
“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的心猛地一跳。我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
我匆匆收拾了一下桌面，跟值班的同事打了声招呼，便以最快的速度冲下了楼。
一辆黑色的奥迪A6，静静地停在县委大院门口的路灯下，车牌号是临A00001。
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后座上，只有张青峰书记一个人。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看文件，只是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脸上带着一丝疲惫。
“书记。”我低声问候了一句。
他“嗯”了一声，睁开眼睛，却没有看我，而是看着窗外。车子平稳地启动，汇入车流。
“你今天那份报告，我看了。”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厢里却格外清晰，“写得很好。好就好在，你没有纠结于那些鸡毛蒜皮的细节，而是把问题提到了干部作风这个根子上。这把刀，递得很准。”
他直接用了“刀”这个词，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我明白，他不仅看懂了我的文章，更看穿了文章背后我和陈思宇的“默契”。
“这都是陈主任和孙科长指导得好，我只是做了些具体的整理工作。”我把姿态放得很低。
张青峰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过头来看着我：“在县委办，会写文章的人很多，但能看懂文章背后意思的人，不多。你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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