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县委大院里，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开始悄然涌动。
关于那场激烈交锋的种种细节，被演绎成无数版本，在各个办公室里私下流传。而我——那个从头到-尾一言未发，却用一份文件“一锤定音”的年轻人，名字被提及的频率，甚至超过了某些常委。
人们看我的眼神，变得更加复杂。有敬畏，有好奇，也有掩饰不住的嫉妒。
综合科的氛围，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孙宏斌变得异常低调，甚至有些谨小慎微。他不再对我“指点江山”，甚至连一些常规的文件签发，都会先拿过来，客气地问一句：“江科长，你看看这样处理合不合适？”
我知道，他这是在用一种姿态，向我，也向所有人，宣告他的“让位”。他在那场博弈中，押错了宝，站错了队，现在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祈求能平稳落地。
但我没有因此而趾高气扬。相反，我对他比以往更加尊重。每天早上，我依然会提前到办公室，为他泡好一杯茶；科里分发什么福利，我也总是让他先挑。
我的姿态，让科里的老同志们暗自点头。他们明白，这个年轻人，不仅有手腕，更有胸襟。一时间，整个综合科对我，是既敬且服。
这天下午，县委组织部的一纸调令，如同一块巨石，在我平静的办公室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关于孙宏斌、江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文件内容很简单：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孙宏斌同志县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职务，调任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正科级）。任命江远同志为县委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党史研究室，那是有名的“养老”单位。孙宏斌这一去，虽然级别未降，但政治生命，已然画上了句号。这是一种典型的“保护性”边缘化，也是一种无声的惩罚。
而我，则终于去掉了名字后面的“（主持工作）”，虽然仍是副科长，但在官方文件上，被正式赋予了主官的名分。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消息一出，整个县委办都震动了。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常委会那场博弈的余波，也是张青峰书记在用实际行动，清理门户，树立威信。孙宏斌，成了第一个被用来“祭旗”的人。
傍晚，孙宏斌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办公室里，气氛压抑。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去和他多说什么。
我走过去，帮他一起整理那些书籍和文件。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最终化作一声长叹：“江远，不，江科长……恭喜你。”
“孙科长，您永远是我的老领导。”我诚恳地说道，“您教给我的很多东西，我一辈子都受用。”
这话，并非全是客套。孙宏斌的“为官哲学”虽然保守，但他在公文写作上的严谨、在待人接物上的圆滑，确实让我学到了不少。
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递给我：“这是我这些年整理的一些材料范本和领导讲话的框架，留给你，或许用得上。”
这，算是他最后的“衣钵”相传了。
“谢谢孙科长。”我郑重地接过。
“以后，自己多保重吧。”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拎着箱子，落寞地走出了这间他待了近十年的办公室，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萧索。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官场就是如此，一步踏错，满盘皆输。这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和队列。
孙宏斌调离的第二天，我正式接手了综合科的工作。
还没等我把科里的事务理顺，一个更棘手的任务，便摆在了我的面前。
陈思宇将一份盖着“绝密”字样的红头文件，放在了我的桌上。
“这是书记的意思。”他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由你来牵头，从全县各单位，抽调巡查组的成员。初步定为十五个人，下周一之前，把建议名单报给书记。”
我打开文件，只看了一眼，便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抽调人员，这在机关里，是出了名的“得罪人”的苦差事。
巡查组，注定是风口浪尖的部门。被抽调的人，等于是被推到了火线上，要去直面各个部门、各个乡镇的“硬骨头”。干好了，是本分；干得稍有不慎，就可能得罪一大批人，未来的路，就走窄了。
因此，但凡有点门路、有点想法的干部，都不愿意来。而各个单位的一把手，也绝不会把自己的“精兵强将”放出来。他们巴不得塞进来的，都是些单位里不听话的“刺头”，或是没能力、没背景的“老黄牛”。
让我来拟定这份名单，等于就是把一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我。
这份名单，如果拟得都是些老弱病残，张青峰书记那里，我没法交代，显得我办事不力。
如果拟得都是各单位的骨干精英，那么，我等于是在一夜之间，把全县几十个部门的一把手，全都得罪光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也会给我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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