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峰书记那句石破天惊的任命，像一颗深水炸弹，在临川的政坛里，炸开了经久不息的涟漪。
县委产业升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这个全新的头衔，让我的名字，在一夜之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炙手可热。我办公室的门槛，真正意义上地，快被踏破了。
发改委李主任第一个登门，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对我那份方案大加赞赏，称自己当初在会上“质疑”是为了帮助我把方案考虑得更周全，还当场表态，发改委将全力配合“产升办”的工作，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
财政局马局长也来了，他不再提县里财政紧张的“困难”，而是主动和我探讨，如何设立“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如何通过财政杠杆，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
甚至连之前一直对我颇有微词的县长赵立春，也在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罕见地公开表示，要“全力支持”产业升级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无条件服从”产升办的统一调度。
我深知，他们态度的转变，并非因为我的“答辩”有多么精彩，而是因为他们看懂了张青峰书记那份不容置疑的决心。我，江远，如今已经不仅仅是我自己，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县委一把手的绝对意志。我手中的这支笔，画出的不再是报告，而是临川未来的权力与资源分配图。
然而，手握“尚方宝剑”的我，很快就体会到了什么叫“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产升办”的牌子，虽然挂起来了，队伍也从各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迅速组建了起来。但是，真正的工作，却举步维艰。
我计划的第一步，是对晨光仪器厂进行全面的资产清算和技术评估。但是，负责清算的国资办，报上来的方案，拖拖拉拉，漏洞百出。负责技术评估的科技局，派去的专家团队，天天在厂里喝茶看报，半个月过去了，连一份最基础的设备清单都拿不出来。
我去催，他们满口答应，“马上就办”。但一转身，依旧是阳奉阴违，消极怠工。
我开会协调，各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拍着胸脯保证，坚决支持。但会议一结束，文件一到了具体的经办人手里，就如同石沉大海。今天说要走流程，明天说分管领导出差了，后天又说需要和其他部门会签……一个简单的审批，能在机关大楼里，绕上一个月。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场“软抵抗”。
明面上，没人敢反对张书记的决定。但暗地里，这个颠覆性的方案，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蛋糕和思维惯性。赵县长一系的干部，自然是乐得看我笑话。而那些中间派，也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拖字诀”来应对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
他们都在等，等我这“三分钟热度”过去，等我这个年轻的“钦差大臣”，在这盘根错杂的利益格局面前，知难而退。
连续半个多月，我焦头烂额，进展寥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手握权力，却又使不上劲的巨大挫败感。
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看着白板上那张雄心勃勃的“作战图”，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无力。
难道，我的那番豪言壮语，真的就要变成一个笑话吗？
就在我陷入困局，甚至开始自我怀疑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却为我带来了破局的曙光。
那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林雪宁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夜宵。她看我情绪不高，便一边为我盛汤，一边和我聊着天，想让我放松一下。
“今天我们科室又在抱怨了，”她状似随意地说道，“新进了一台德国的腹腔镜，培训的工程师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我听主任说，光是这套设备，就花了医院快五百万的预算。”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心中一动，便把我的构想，以及现在遇到的困境，跟她和盘托出。我并没有指望她能帮我解决什么，只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林雪宁听完，蹙着秀眉，沉思了片刻。
“我虽然不懂你们官场上的事，”她轻声说道，“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要是咱们国内，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的高端医疗设备，那对我们医生，对病人，都是天大的好事。”
她拿出手机，说道：“我伯父前两天还打电话问我的近况，我正好，把你的这个‘伟大构想’，当个新鲜事，跟他聊聊。他就在省卫生厅工作，听听他这个内行，是怎么看的。”
我当时并没在意。林雪宁的伯父，我知道是省里的干部，但具体做什么，能量有多大，我并不清楚。我也没指望，这通家长里短的电话，能起到什么作用。
然而，我完全低估了，一个处于信息链顶端的“内行”，他的政治敏锐性，有多么惊人。
两天后，一个平静的周三上午。
我正在办公室里，对着一份毫无进展的报告发愁。陈思宇的内线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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