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源到辰溪，不但船只难行，而且这一带土匪猖獗。尤其过沅陵以后，用一句俗话说，不丢下买路钱难得过去的。幸好转长周邦道事先拜会了湘西行署专员陈渠珍。陈，凤凰人，原是湘西的大土匪头子。周校长向陈渠珍不卑不亢地陈述了带一批学生到贵州铜仁办中学的事，取得了陈渠珍的同意，船只才可以在这一带放行。
有时，我们在船上，也偶尔听到两岸土匪的枪声。一天，说是前面船只遭土匪“光临”了，船上的领队，出示了陈渠珍的批示，这样才放行无阻。
到了辰溪，这一段航程算是结束了，于是又开始长途步行。
从辰溪到铜仁400余华里。学校规定：大同学和身体好的走路，年纪小的和体弱的坐汽车。我年纪小，是坐汽车。从辰溪到晃县，汽车走了二三天；从晃县到铜仁是步行，计90里，第一天宿茶店，第二天到达铜仁。
总计我们从浙江嘉兴到达目的地贵州铜仁，路程约5000华里，水陆兼程，时走时停，竟流亡了3个半月之多。
铜仁生活点滴
1938年3月，我到了铜仁，进入国立三中初中部读书。校长是周邦道。
三中学生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其中兼有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学校规模，有高中部、女子部、师范部、实验部、初中部、农职科、以及附属小学、幼稚园等6部42班，男女生凡1600多和教职员150余人。
我们到铜仁后，略事憩息，学校于4月20日开学。这时我所读的初中一年级丙班，在车公馆上课，吃住都在那里。到了第二学年，我班迁文坛上课，住宿仍在车公馆，每天排队往返，秩序井然。
1939年，学校各部有所调整，另成立女子部，高初中共设六班，女生由车公馆迁到文坛，生活学习均在一起。
文坛是座古庙，在一个高阜之上，与对面高耸的东山遥遥相对，风景清幽，院内柑桔飘香，实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由于我们都来自沦陷区，没有经济来源，全部国家贷欵（即公费）。每月生活费为三斗三升米。建校初期，铜仁物价低廉，可以吃到四菜一汤。每年可以分发到单、棉衣各一套，还有蚊帐之类。书本和作业本，是公家发的。当时铜仁地处偏僻，交通落后，没有公路（直到1943年，我们离开时还未通汽车），物资靠肩挑马驮，市面百货很少。盐巴靠人力从湖南背进来，贫苦人家吃不起，致有“斗米斤盐”现象。晚上自修照明，是用本地产的“木油”；这种木油，类似白蜡，亮度暗，烟子大，一个晚上自修下来，二个鼻孔尽是煤烟，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可笑的，就是这种木油，男同学还有用来充作凡士林作梳头之用哩！当时最困难的是用水。因为那时的水都是学校雇人力，从下南门锦江挑上来的，沿途陡坎小坡，从河边到文坛，少说也有六七百米；如到旅部，总在一千米以上。那么多的师生用水、吃水光靠人力挑，是多么困难啊！所以每天早上洗脸，厨房有人分水，每人一木瓢，饮水盛在保温桶内，可任意饮用。洗衣服嘛，男生大多请老乡代洗，女生要节约些，一般都到下南门江里去洗。这里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因为我那时身体比较弱，到下南门洗衣服，曾几次在回校途中的那条小巷晕倒，由同学扶我回住地。那时同学之间，无论在学习或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有困难的时候，有钱共周，有衣互穿，真正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共当。那时我年纪小，高班的大姐姐就把我作妹妹看待，引导我阅读课外书籍，给我讲有益的故事，有时还带我去进步老师余心清家去耍。其他还有华兴璐、叶襄、凌时钰等大姐姐，对我都很好，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当时我们睡在文坛楼上，是双层床，但厕所在楼下，还要走一段夜路，感到很不方便。
我们用的课本，初中英语是“综合”本。英语老师是沙蕴、潘桐，高中英语老师是浦永殿，初中国文老师是汪铭竹、物理老师徐佩璜、生物老师杨骏、化学老师沙凤藻、数学老师张鼎铎等。每天功课很紧，作业要按时交，考试严格，所以那时读书空气非常浓厚。一怕留级，二怕吃不上公费，逼得非用功不行。那时文坛后面老东门一带桐树林中，天不亮就是一片琅琅的读书声。
功课是紧张的，那时活动少，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课外活动，偶而也有。我看到开过一次全校运动会，地点在北门的北校场。虽然设备简陋，但开得很活跃。因为铜仁象这种运动会，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最有意思的是逢年过节了。大家都是流亡学生，每逢佳节要思念故乡亲友，这时学校为我们安排晚会、加餐排节目。中秋节，每人发一个麻饼，一捧花生，一个柚子，几个桔子。柚子桔子都是文坛院里生长的，平常大家从不偷吃，留到中秋节大家赏月用。
另外，每逢寒暑假，还组织抗日宣传队，有的在铜仁城里演出，有的下乡到农村宣传。这些，对当时抗日都起到一定作用。
我从1938年3月到铜仁，至1943年7月高中毕业，历时5年。这5年间，我吃铜仁的粮、喝铜仁的水，铜仁曾养育我，培植我，感情是深厚的。铜仁是美好的，到铜仁这一段青少年时代的历程，也是很有意义的。
最后，让我说一声：铜仁，我怀念你！
张书华，女，68岁，浙江平湖人。1943年国立三中女高中第四班毕业生。退休前在铁路部门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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