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有为
一、千里流亡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一场延续八年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拉开序幕。战争初期，东南各省大片国土沦陷，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扶老携幼、颠沛流离，踏上流亡征途，向大后方撤退。
那年夏天，我从安徽省安庆跟随父母回故乡合肥东郊榆林张村地主庄园过暑假，当时十一岁，就读于安庆王家嘴小学。抗战爆发不久，合肥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全家人站稻场翘首西望城区硝烟时，爸爸忧心忡忡说要逃难去贵州都匀，妈妈怀疑路途遥远必要性，而我对贵州仅知在祖国大西南偏远之地。
1937年秋，全家（祖母、父母、哥哥、弟弟、两个小妹妹和我共八口人 ）开启千里流亡生活。途中经承西、鄂东、武汉、长沙、沅陵、芷江、晃县，有车乘车、遇水乘船，无车船就徒步，风餐露宿、艰苦备尝，视战局缓急走走停停，两年后于1939年秋抵达铜仁。在县公馆休整时，父母打听国立三中和国立八中校址，讨论孩子读书问题，经商量改去国立三中所在地黔东重镇铜仁。
二、孩子们的抗日歌声
到铜仁后，因爸爸担心城市遭敌机轰炸，我们没进城，在南郊谢家桥小集市附近山上回龙寺临时安顿，山下有不小村寨。
1940年元旦前，村民带回国立第三中学将在大操场办除夕晚会、演精彩文艺节目的消息。从谢家桥到县城八里路，当晚我跟大人早早出发去观看。
除夕晚会在校部大操场举行，舞台搭在高中部大楼高台阶上，学生和群众黑压压站满广场，煤气灯照亮舞台。节目接连上演，有《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三中附小童子唱《卖报歌》，还有抗日话剧。最后，三中附小幼稚园小朋友表演集体舞蹈《小小游击队》，全场掌声热烈。
一位女教师用风琴奏《游击队歌》旋律，一群四、五岁孩子上台，边唱边做稚拙动作，模仿战士射击、鸟儿飞翔，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他们虽唱得不快、动作节奏迟缓，但严肃认真，可爱动人。清脆童声让《游击队歌》旋律响彻广场、回荡夜空。我熟悉此歌，却从未如此激动，孩子们稚嫩抗日歌声，唱出民族不屈意志与血战决心，深深打动我，让十四岁的我迅速成熟，甚至想奔赴敌后打游击。
三、我进了国立三中附小
晚会结束，爸爸带我们连夜回谢家桥回龙寺家，他兴奋告知妈妈，国立三中附小是高水平学校，老师多为“下江人”，没想到偏僻山城有这样理想的小学。妈妈盼我和弟弟（许有庆 ）能进附小，因孩子已因战乱耽搁两年功课，不能再延误。
弟弟吵着要进城上学，我虽装懂事实则满心欢喜，深知爸爸会想办法。次日一早爸爸进城，下午回来说我俩插班进附小的事解决了。原来爸爸会见附小赵廼炽校长，出示全家1938年夏途经武汉时政府救济机关核发的“难民证”，为我俩申请入学。因都来自战区，谈话投契，入学没问题。爸爸还想让孩子在校食宿享公费，赵校长称随家长逃难的小学生附小不能公费，升入中学才行，这让全家遗憾。奶奶和父母坚持农村定居，我俩进城读书无处食宿成难题，好在爸爸说已找好临时住处，寒假后可入学。
1940年春新学期，我和弟弟进三中附小，他插班三年级，我插班五年级。失学两年后重新上学，我们欢喜雀跃，深知要珍惜读书机会。起初我们寄宿在爸爸朋友经营的华德大药房楼上并搭伙，药房在旅部街，离附小近。暑假后，爸爸顾虑影响药房老板，又在北门外曹家园（被竹林和桔林围绕 ）找房，房东是姓胡的老年夫妇，我们伙食搭在他家。不久，胡姓夫妇因对弟弟有庆有特殊感情，提出收其为义子，父母愉快答应，拜认仪式后，我也喊他们“干爹”“干妈”，房租和伙食费被取消。
这年冬天，住校公费生穿新棉衣，我俩还穿单薄秋衫冻得发抖。全家迁居川硐场务农，经济极端困难，母亲为我俩冬衣发愁时，初冬冷雨里，我俩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胖胖、慈眉善目的赵廓校长宣布，因家庭经济困难，经申报校本部批准，我俩享公费待遇，在学校食堂就餐，还发给每人一套全新黑色斜纹布棉学生装，当时算很漂亮的冬服。
按规定享公费应住校内，我们希望继续住曹家园干妈家，获赵校长准许。此后，我俩每天早餐前到校，中午不回，晚餐后回曹家园，在胡家一直住到附小毕业。
四、我们的校长是状元
国立第三中学规模大，分设多个部，校本部办公楼在旅部街车公馆（附小所在地 ），中学主体含高中部（现铜仁一中校址 ）、女子部（设于文坛 ）、初中部（设于赤帝庙 ），还有师范部、江口分校、江口农业职业科，抗战胜利前夕，国立第二十中学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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