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成芬
一、流亡
1937年的一天下午，我刚小学毕业，正准备去考南昌医师学校，突然一声霹雷，日寇飞机轰炸了南昌飞机场。我家住建德观街，住房顿时倾斜。当时仅妈一人在家，吓得将我姐妹四人塞在一张大硬木方桌下。因怕空袭、怕放毒瓦斯，一听警报，就不由自主地端起所谓的防毒面具——电瓶内装有童便氨气，以防毒气。爸爸在报房上班，全城几十万人在焦急地等待他们传出解除警报的信息，离不开岗位……奈何？幸好单位里有防空洞可躲避。
慌乱、惊骇、空袭、轰炸迫使我母女五人与邻居汪伯家结伴踏上了流亡的途程，妈抱着不满半岁的小妹成莲，我抱弟弟成仪，二妹成兰背着换洗衣服包，提个装满尿布奶瓶杂物的袋子。三妹不到四岁，走不动，无人抱，没法逃命，含着泪送给人当了童养媳。
流亡途中，走陆路，车辆、人群异样拥挤，水泄不通，妈时时担心着我们会被活活踩死；走水路，汽轮又不敢靠岸。好容易汪伯伯在半夜找来了艘船，载我们到河中心，平安地登上了汽轮。刚入舱坐下，水手们在不停地呼唤，水舱已满，船要沉了。在水手们与群众的七手八脚下，从水舱内向四周走廊一阵乱倒水，并把蜂涌而来的人群撵到小船上去，汽轮才脱险。我们转道丰城，躲避轰炸。
在丰城呆了一阵，又是紧急疏散，就搭上火车逃到湖南长沙。途中遇警报即停车，十来小时的路程，竟拖至次日深夜才到长沙站。进入市区，只见马路中间一道长虹，三路纵队全是江南学校带队逃亡出来路过此处的学生，一个依次躺在另一个身上熟睡着，老师们在四处巡护。大街、小巷挤满各地难民，都在商议如何奔向大后方—重庆、成都、昆明、贵阳、遵义、铜仁、芷江。相互通报所要奔往去向的登记处，先后分批疏散。我家小孩子多，是最后一批乘大木船去了铜仁。在渡洞庭湖时，同行有十三艘船，在敌机探照灯下，一次轰炸，只剩下我们沿湖边航行的三只，其余葬身鱼腹，好不凄惨……。
二、落脚师范部
到铜仁后，我家和朱程表老师家同住在大南门杨家院内（现农行住址）。在校本部登记时，想到家里经济困难、弟妹多，我请求进了三中师范部。
吴云先先生是我们的级任老师，在学校举行的一次以“抗战救国”为题的演讲比赛中，吴老师命我参加，亲自给我删稿、训练。我班荣获全校第一名，周邦道校长在全校周会上发奖——银元两枚。
朱正清老师教我们把数学，为了使我们把代数打好基础，对应用题常运用图例对比，生动、形象、具体的教学法，使大家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进步很快。以后每当我自己执教时，都会想到敬爱的朱老师。
丁、马两老师教我们的体育。每周末都有高班男、女生篮排球赛、高低杠、跨栏、木马、跳箱、垫上运动等表演，技巧实属非凡。学校一贯重视男、女生的体质锻炼，每期都举行全校运动会。除女生游泳外，其它比赛项目俱全。铅球、垒球、标枪、跳远等这些项目从没放弃。
晚自习时，三张课桌拼拢点一盏油灯，灯下照亮了六个学生跳跃的心。一个教室十来盏灯，五六十人的班级，除解答疑难，小声探讨、切磋外，别无杂音。谁也不肯放弃这宝贵的学习时间。值此国难当头之际，我们这批流亡学生真是幸运，温饱不用愁，书籍、衣、被、蚊帐全是学校借用，每月还发零花钱。可是有的同学，一分也舍不得用。没笔，就用旧扫帚上的竹竿切成五寸长，将细小的一端削成三角形，就成了钢笔；没纸，就用废书空行记笔记；演剧没布景，同学们就停下课来赶制。
周末，星期天下午，邱望湘老师常在部内组织成百人的大合唱，带我们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爱国活报剧，以唤起街头父老乡亲们的爱国热忱。当时，地方封建思想严重，在我们师生同心协力下，克服重重困难，又演出了《凤凰城》《家》等轰动全山城的话剧。
在女生宿舍里，下晚自习后，常见鲁惠同学独自在油灯下给她初中部的弟妹缝鞋、做衣。这吸引着我们常坐在她床边静静地观摩。当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七尺布，春节到时，各人都悄悄在自习做、自缝。开领不过关，就找鲁姐开窍；高超有同学会绣花、踩缝衣机；不到一年，我们这群女学生都成了巧手。
师范部女生宿舍是借用一所旧民房，光线暗淡，一乃，0.5米高的中门坎上镶有颗大钉子，将我左腿胫骨上刺下，痛昏了。王秀云同学忙背我上医务室，上海包扎好后，脚着地仍无力。她日夜护理，背上医务室、餐厅、教室、厕所、寝室。廿多天都这样理茶送水。大家背井离乡，情同手足，彼此由衷的爱护和关怀。亲如家人。可知如今，姐姐……你在何处？
三、扎根女子部
简师一年，因年幼无处可去，班上几个小的同学，就趁学校招生之机又考入了女子部。女子部各科均得在大礼堂与初中部、实验部统一考试。因而，人人学习努力、认真，谁也不甘落后。不论走上后山、屋角、路边或幽静的小道上，花园里，哪怕是星期天，随处都能看到读书的同学。全国20所国立中学，每次统考我们国立三中常名列前茅。论文竞赛也评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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