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芳
国立三中，抗日烽火中黔东的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虽然已经结束了46个年头，可至今仍然在我的心中闪烁发光。她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她那朴实的战斗精神成了指导我一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对他人、对自己的一个虽然无字无声，但却永远形象具体的座右铭。
三中成立的那年，我仅4岁，随即进入了三中附属的幼稚园，后来升入附小——实验小学。1946年三中结束时，我已12岁，刚好小学毕业。儿时的许多珍贵回忆，至今还时常萦绕心头，激起阵阵思绪的涟漪，回味无穷。
我的整个童年时期与国立三中有着血肉般的密切联系。我家就住在三中附近，一部分在车公馆左侧，后门紧靠着三中的后门，另一部分就在三中右隔壁的邮局正对面，也就是学校门前丁字路口的拐弯处，据说门头上有“青莲世第”四个大字。我的大姐永芬、大哥永治都在国立三中念书，端姐永生先在附小，后来上了预备班和初中部。我童年的许多时光都是在国立三中的校园里、学校门口长长的石级两旁和丁字路口，以及校园后面的小山坡上和美丽的茶树林里度过的。记得学校的后面是个大礼堂，叫“抗建堂”。“抗建堂”的左前方有一个小亭子，名叫纪念碑，我们常去那里玩要。亭中有块石碑，上边刻的字许多我都不认识，只能认出校长周邦道和家父李扬承的名字。哥哥姐姐的同学们经常去我们家玩，有时还三五成群地出去郊游，饱览铜仁如诗如画般的秀丽风光。我总是少不了跟在一起凑热闹，他们有时给我讲故事，让我猜谜语，教我说绕口令、唱歌、背诗，领着我玩“摸手背”、“摸鼻子”、“碰球”等游戏。我问了他们许许多多的“为什么”，他们往往你一言、我一语地尽力给予圆满的回答，令我十分佩服，从心底里敬爱他们，行动上模仿他们。
转眼十几年如白驹过隙。中大哥哥哥、大姐姐们那艰苦朴素、勤奋好学、聪明活泼，热情爽朗的形象仍然活跃在我的眼前。尤其是任国英大哥，他的名字倒过来正好是“英国人”，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他也特别喜欢我，亲切地称我为“二妹”（也许是因为大姐永芬那时已病故，我的排行作为女辈永治二）。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一份报纸上得知我大哥的下落，便立即冒然写信联系。当我们兄妹乘火车专程去蚌埠看望他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失散了40多年的老朋友终于重逢了，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这时的我已经是鬓角花白，而他们两位则更是有几分老态了。谁能想象当年我还是坐在这位大同学的双腿上看《雷雨》的小丫头呢！他至今还一直珍藏着好几张我儿时的照片，看到那些陈旧发黄的照片上的小姑娘，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直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几乎彻夜难眠。
国立三中治学极其严谨，使同学们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师生都以“抗战建国，责任在吾身”来激励自己，自觉地“陶铸循省”、“读书懋勉”以“报国精忠”。校园里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有一次大姐带我去宿舍住宿，我见到晚上熄灯前女同学们都为寝室点名，并且对一些事情进行了批评和表扬，对一位女老师未规范提出严格的要求。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大家就起床绕大楼前的操场跑步，然后就是庄严的升旗仪式，只见一个班一个班地按高矮排得整整齐齐，个个同学都动作迅速，精神抖擞，一丝不苟。
三中课外活动内容非常丰富，除体育活动外，还把教室周围的菜地分给各班和各组。抗建堂里经常举行各种活动，我看过同学们演出的《在松花江上》、《铁蹄下的歌女》、《放下你的鞭子》等充满抗战激情的节目。着名作家曹禺先生的大型话剧《雷雨》，也由多才多艺的三中师生搬上了舞台。也许是因为对于中学生来说，这《雷雨》着实太“大”了，所以大家都称之为“大雷雨”。演出是非常成功的，高潮时许多同学都激动得泪流满面，场内一片抽泣之声。后来听说还到社会上去义演，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这些演出，不仅在三中同学之中，而且在铜仁广大民众之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唤起了一片爱国热忱。
在我的印象里，国立三中的同学总是爱憎分明，一身正气。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满怀刻骨仇恨；对继之而来的美帝国主义，他们也是怒发冲冠。那年北平发生震惊华夏的“沈崇事件”，三中师生一致愤起上街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女子部那边出发，由西向东挺进，走了好一阵子时间。同学们有的扛着大标语，有的举着小旗，边走边喊口号，个个义愤填膺。晚上还举行了火炬游行，灯笼、火把一排一排，俨如一条大火龙；歌声、口号声震天动地，使整个山城铜仁都沸腾了起来。在国立三中师生的这种民族自尊心的感染之下，我和许多围观的群众一样，情不自禁地跟在游行队伍后边走了一程又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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