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兆卿
1937年“七七”抗战军兴，冬间，华北及沿海滨江的学校纷纷内撤。当时的教育部为收容安徽撤退出来的中学师生，决定成立临时中学。初定四校：
- 一是国立河南临时中学，设在河南镇平西峡口；
- 二是国立四川临时中学，设在四川合川；
- 三是国立贵州临时中学，设在贵州铜仁；
- 四是国立陕西临时中学，设在陕西安康。
旋将“临时”二字取消，又因国立中学陆续增加，乃于1939年春改以序数为校名，国立第三中学的校名遂定。
1937年12月28日，教育部派周邦道先生负责筹建国立贵州临时中学，由贾国恩、章辑五、黄元吉、杨钧衔、李若虚五先生协助。同月31日复派周邦道先生任校务委员并指定为主席委员。
章、杨二先生未到任，李先生在汉口办理完登记后也即离去。贾先生率领部师师生溯沅江而上，历经险滩，抵校后，主持总务工作，继而担任高中部主任，经营筹画，煞费精神。黄先生掌理文书，也极辛苦。
初创时，部令的校务委员有周邦道、许恪士、金海观、黄质夫、杨效春、张慕云、项定荣七人，周邦道为主席委员，许恪士为校长；但许、杨、项未到任，故1938年2月26日部派周邦道先生为校长，并增命贾国恩、叶桐、沈其达、虞仲华、吴学增为校务委员（其后任校务委员的还有：黄新远、毛冈鸣、杨道钧、胡耐安、孙祺藩、魏孝亭、孙绍驿等 ）。
国立三中确定设在铜仁后，即分别在汉口、南昌、长沙三地登记师生，以长沙为主。三处登记的师生分编为三个大队：
- 汉口师生为第一大队，分两批出发，由魏孝亭先生等率领；
- 集合在长沙的第二大队由贾国恩先生率领；
- 第三大队由史龙云先生率领。
师生沿湘江、渡洞庭、溯沅江而上，越辰谿而至晃县。少数未集队者，各自组合，或乘车或乘船或背袱步行，均平安到达铜仁。
铜仁在明朝即为府治，据传昔有渔人，在渔梁滩下，得铜鼎及释迦牟尼佛与孔子、老子铜像三尊，故取名“铜人”，后易“人”为“仁”，改为今名。
江有大小二江，均源出梵净山，在城南铜崖下合流，称铜仁江，下入麻阳江，沅江而归洞庭湖及于江汉（古云梦泽）。城三面环水，东山崔嵬，耸立江边；太乙、天乙、弹风诸峰屏列，为梵净山之余脉；梵净山则与蜿蜒蜀山（古称蚕丛）山脉相递嬗，夙属卢阳郡，故县志称“蚕丛山接，云梦江通”，我校校歌中“江通云梦、山接蚕丛，国学卢阳带砺雄”语句即据此而来。
到铜仁后，得到吴星汉县长和欧阳巨卿、何荆丞、曾奉卿、李汤丞、王子江、杨井润诸绅士之同意，以旅部为校本部及高中部，文庙为师范部，文坛为初中部，江西会馆及黄家祠堂为男生宿舍，车公馆为女生宿舍及附属小学。
在烽火连天的当时，能得到这样一座地方安谧、民风质朴敦厚，且能容纳1600多学生、一千多教工和家属，满足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现成校舍的山城作为校址，实非易易。
鉴于抗战的长期性和当地对教育的需要，学校不断扩大：
- 1938年9月在赤帝宫增设实验教育班；
- 1939年8月，初中部及实验班迁至江口禹王宫、香山寺、女学堂等处，另于城隍庙增设农业职业科，合称为国立第三中学第一分校。
回顾建校初期的情景，非身历其境者很难想象。初抵铜仁除校舍外，一切空空如也，修理、购置之辛劳可想而知。
当时物价虽低（鸡蛋每元百枚，红薯每元百斤，地瓜一个铜板可买到三至四个，后物价渐涨 ），但教职工工资也低，校务委员每月70元，一般教师和干部月薪30—45元。
学生大部份家在沦陷区，无经济来源，别说电灯，连煤油灯也买不起，晚自习点木油和桐油。交通不便，贵阳、长沙出版的报纸过十几天才到，学校设专人收听无线电收音机，油印消息分送张贴。所需图书、教材等需到长沙、贵阳购买，因铜玉公路未通，以晃县为卸接站，到货后派人雇工搬运。
师生员工来自四面八方，1600名学生来自460个中学，生活差异大（两湖和贵州师生非辣椒不吃饭，江浙人见辣椒流泪 ），管理教育不易。
学校能办成和睦相处、尊师爱生、勤奋学习、秩序井然，得益于老校长身教言教带动教职员工忘我努力，更有一批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使受教育者得益匪浅、终身难忘。
学校一成立就形成严谨治学、严格管理、认真教学、刻苦学习的校风。山城环境幽静，无剧场影院、茶楼酒肆，读书空气浓厚。
当时国立三中虽为中学，但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名闻遐迩。校务委员和各部主任先后外出独立主校或另任要职，不少教师去大学任教授、副教授。培养的学生考取大学比例为国立中学之冠，现不少教授专家、厅以上负责干部为国立三中校友。
回首以往，瞻望未来，凡我三中校友，应更努力、不断前进，为祖国四化建设作更大贡献。
（贾兆卿根据周邦道老校长《铜江琐忆》整理而成）贾兆卿：男，1942年毕业于国立三中高中部第五班。曾任长沙铁道学院副院长，湖南民间科技开发研究院院长职务。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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