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亚
1942年,我考入国立三中初中部实验班(六年一贯制)。1946年底,国立三中“复员”,改名为贵州省立铜仁中学。翌年春,我也转学到重庆市一中。国立三中四年的学校生活,记忆犹新,观点滴回忆如下:
一、老师们
国立三中的师资十分雄厚,不少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初中部部主任钱风绾先生和我们读高一时的级任老师涂式凡先生,都是以管理严格闻名的。我曾经因自由散慢不止一次地遭到他们的训斥,甚至受到处分。就具体情节来讲,也不见得都是那么罚当其罪,但多年来我渐渐变得毫无怨尤之情,剩下的只是一种怀念的思绪。
我们的英语启蒙老师是骆永殿和郭沛元先生。一开始我们用的课本是直接法英语读本,强调完全用英语,大家十分恼火。骆、郭老师很耐心,硬是一字一句的反复讲诵,帮助我们逐步熟悉掌握学习的规律和方法,开了一个好头。三年级是董绍汉先生,董老师诙谐平易近人,语言幽默,大家乐意找他质疑。忘记是哪一年了,有一位美国人来校讲话,董老师即席翻译,非常流利,我们这帮学生都为之倾倒,外国人看样子也很佩服。其间章功效老师也教过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他要求每人每周背一篇课文。他专门造了一本名册,记录备查。不用功的同学好抽空突击应付差事。高一时,女老师程芸教我们英语,我开始不知道她的“厉害”,有一次上课,我思想开了小差,被她叫起来连问了几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那时,头也蒙了,又不愿承认错误,她见我什么都不知道,笑着用英语问我为什么像木头和石头一样不开口,我连 “Wood and Stone” 也没听明白,却又点点头,表示理解,想象得过,结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初中语文教师孟延轶先生,教学认真负责,关心同学,特别是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更是谆谆教诲,时常给予鼓励。他很重视作文教学,对每篇学生作文都要细细地看一遍,指出不当之处,写几句精当的评语。这些评语,实际上是师生间的一种交流。
我接触较多的还有体育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何启生老师,他当时才20来岁,高大、强壮,对器械运动(如双杠等)很熟练。他教学认真,为人正直;对我们这些 “娃娃” 们很诚恳,很爱护。
图画老师陈叔侃先生,他的模样记不清了,但他的作品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陈老师在学校搞了一次美术展览。他的作品,特别是人物肖像,吸引了很多人。有一张水照肖像画,画的是一位管总务的某先生,笔触简练,而明暗反差有似照片,同本人一模一样。还有一张章功效老师的像,重彩浓涂,近看似是挤出的水彩颜料堆砌;远看,活脱就是张老师。大家都说是画神了。
当时的老师,多半过着清贫的生活。像董绍仪、陆匪侯先生,成年穿着一身旧衣裳,身体也不健壮。陆老师孩子多,还有一儿一女在国立三中学习,却是另一个样子:精神饱满,有生活压力。然而,董老师一上讲堂,他比别的老师似乎有更重的有时甚至忘情吟咏,但在平时,他的眉宇间很少有轻松愉快的样子。
老师队伍也有个别不堪为人师表的。上二年级时,来了一位教地理的,他一上讲台就宣称:他是讲 “军事地理” 的。说话很快也很 “冲”。有时还冒出几句趣味低级的言语,方法粗鲁,还打了十几个同学。后来被大家轰出了教室。
二、图书馆
1.图书馆在当时的 “抗建堂” 的一端。我是一个喜欢乱翻书的人,常到那里去看书。馆内藏书很多。如:商务社出版的《万有文库》,该书分册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使人眼界大开。还有很多翻译小说,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河上风车》、《三剑客》等。当时,最合我们口味的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读物,以及生活书店、新知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读物。如:《爱的教育》、《房龙世界地理》、《人和山》(苏联伊林着)。叶圣陶、顾均正等先生的着作也使我获益不少。
馆内还有不少报张杂志。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纸质好,印刷精,版面多。我最爱看它的社论栏。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报,逐渐预感到了个人的前途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大形势的左右,考虑的问题也就多起来了。
三、同学们
国立三中的学生群体颇有特色,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的实验班(1942级),较多的是河南人,有几个贵州人,还有辽宁的费保民、山东的孟祥忠、江苏的刘天化、安徽的李业贵、浙江的陈绳中、福建的杨登泉、广东的简用添、湖南的杨评骏、江西的刘自威、四川的杨鲁昌等。大家来自各方相聚在一起,各自落后、狭隘的观念得到某种程度的淡化;通过相处交谈,也了解了一些自己未接触到的新东西,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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