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权
从1941年秋考入国立第三中学实验部之后，经过的语文老师不算少，可对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要算洪绍琴老师了。
我们实验部是设在赤帝宫（现地区医院后面），那儿十分简陋，条件很差，只有通往教室的路算好些。每逢国文课，总会看到一位年近半百，身着一件老蓝布衫的教师匆匆朝教室赶来。特别是在严冬，就分外显眼：风掀起蓝布衫，一闪一闪，依然剃着光头，留两撇八字胡；一双粗布白袜，外套一双粗布鞋。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洪绍琴老师。
洪老师子女多，负担重，生活十分清苦。有一天，我们班（六年一贯制第二届）的同学挑选了些自种的萝卜、白菜，准备送给洪老师。一踏进门，就着见洪老师在烘烤蓝布衫，因为天气不好，星期一上课还得穿上。……我们这才知道，老师连多一件换洗的外衣都没有。从那时起，蓝布衫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老是印在我的心板上。抹不了！洗不掉！
天冷了，下雪了，可沦陷区来的同学，特别是教养院转来的一些同学，有的还打着赤脚，穿着草鞋，有的面黄肌瘦，手冻得象泡粑；可还是那样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洪老师看了十分心痛，可又无力解除他们的困苦。他曾不止一次地在班上说：“×××生病了，×××身体太弱了，你们哪个弄两个鸡蛋给他们吃吃……”我们虽然睡地板，打连铺，饱受臭虫、虱子、跳蚤的困扰，但师生情深，同窗谊厚，这比什么都珍贵！
不知者会认为蓝布衫、白布袜的形象和他“知天命”的年龄透露的全是“老”、“旧”、“怪”，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上课说的是安徽寿县的口音，声浪也不高，却十分恳切，浸透着力 度；他没有什么手舞足蹈，可那双眼睛，却闪着动情的光芒；他朴实无华，从不哗众取宠；他循循善诱，从不恶言伤人；他教的是国文，可从不把学生困扰在几篇死死的文章里；他尽职尽责，从不夸口炫耀。他教文言文，只要求我们能读懂，决不要求我们再去写文言，走历史的回头路；对于白话文，他却要求严格，一定要写好、用好。当时的国文教本，很少涉及什么语法、修辞、逻辑之类的东西，可他却有意以科学的态度，把这些引进课堂，开拓学生的思路。他没学过英语，可在语法教学上却中英对照，简明的阐明语言现象。他常鼓励我们要自觉地多看些课外书刊，特别是现代科学方面的书籍。有时，在课堂上也不惜留出一定的时间，要求我们拿出课外书籍来看。
记得有一次作文，洪老师要我们写说明文，我是以“水”为题来写的。发作文了，老师在我的作文上打了两个大问号，原来是我在说明水在“4°C”时密度最大，却没有写出表明摄氏的“C”，把“4°C”写成了“4°”。老师特意严厉指出：“写科学性文章，思想一定要缜密，只写个四度，是摄氏呢还是华氏？千万要注意！”这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它经常鞭策我，不仅教书，也包括为人！
洪老师的这些教学教育观，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有的甚至是终身的。在中学时代，我读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坚持用白话写作文、日记，直到大学，从未间断过。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一口气写了十个双页的日记，上床时，鸡都叫了，可心里却十分踏实。高中毕业后，到贵阳读大学，教我语文的是杜熙筠教授。一次杜先生生出了个作文题：“韩信匍匐胯下”，第二周发作文时，杜老先生出口便问道：“哪个是吴光权？”我真有点儿忐忑不安，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他从老花镜的上缘向我看着说：你人倒不大，文章却很有见地。只是太可惜了！唉！太可惜了！为什么还要用白话写呢？！”那次作文老师还是给了我92分。随后，我还是按照中学时代教过我的洪老师讲的观点坚持着。随后，我又回到洪老师教过我的母校，一教又是40年，仍然坚持着！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夏天，教育复员了。广大师生员工，大多从沦陷区来的，他们就要离开美丽的铜仁返回自己的家园去了。我拿了一个自作的记念册请洪老师签名留念。他依然穿着蓝布长衫，笑看着我，拿起笔，很自然地写下几句话。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写的不是一般人鼓励人的“豪言壮语”，却自责地说他没有认真地教好国文，十分惭愧。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越看越感觉那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教师的伟大人格和不朽的红烛精神。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今年已是65岁的人了。洪老师的蓝布衫、白布袜，光头和八字胡却永远饱和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可贵品质和不朽精神，永远活在我心中！
敬爱的洪绍琴老师，您现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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