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权
一提起国立第三中学，总忘不了那抗战时期极不平凡的艰苦岁月，总忘不了茹苦含辛教导我们的老师们。他们经历了千难万险跋涉来铜，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没有了家，其痛苦是今天一般人所很难感受得到的。可是他们却把国破家亡的悲愤深深地埋在心里，把奋起的民族精神倾注在教学过程之中，把理想和希望的种子默默洒在一批批莘莘学子的心灵上。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教学风范却以各自不同的特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三个第一”
被誉为“礼貌第一”的是金桂荪老先生。他是浙江绍兴人，是学校很有名望的国文老师。他常身着长衫，头戴礼帽，拄一根拐杖。他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注重礼仪。他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明古国，向来是注重礼貌的。所以他在学校亦常以此来开导学生：“礼为情貌，人不可少，学生则更不可少。”
有时学生在街上碰到他，给他打招呼行个礼，他便十分认真地以九十度的鞠躬回敬；如果学生有点马虎，受老师这一鞠躬，是怪不好意思的。金老师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受到了校内外人们的敬重。
被誉为“整洁第一”的是朱锡繁老师。他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年外语老师。湖南湘潭人。在抗日烽火的岁月里，他并不因为生活的艰苦和教学条件很差而不修边幅。他懂得作为一个教育者应有的风度和应起的表率作用。课上课下，他总是衣着整洁而协调，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的，皮鞋也总擦得干干净净的，再配上一幅金边细丝眼镜和从容不迫的举止，俨然具有英国gentleman的风度。他课堂板书设计，十分得体，书写流利大方，独具一格。其字体的倾斜度（不论是左斜或右斜）总是整整齐齐地匀称地落在一条直线上，叫人羡慕不已。
谈起“记忆第一”，就得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记得有一回上地理，一位落落大方的中年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中等身材，戴一幅眼镜。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才来的地理老师，名叫黄昌孝，是湖南淑浦人。”随即他从容地坐在讲台的凳子上继续说：“今天，我来上你们班第一堂课，我没带书本、地图，也没带粉笔，是来接受同学考试的。现在就请你们先考考我，以后我再考你们。同学们可以随便出题，中外地名，由你们挑，我将一一作答。”我们当过多年的学生了，还从来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都感到十分惊奇。开始时，大家还有些顾虑，待胆大的同学一开头，气氛也就活跃起来了。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叹服不已。
黄老师上课决不照书念，他很强的业务能力和那惊人的记忆把教材融化了，真正作到了身临其境和深入浅出，所以课堂教学显得特别生动活泼。当他讲到法国巴黎时，对那儿的建筑物、街道，甚至风土人情，都讲得绘声绘色，就好像他曾亲自游历过似的。讲到我国的新疆的水晶葡萄和哈密瓜时，他那动听的话语，赞叹的神情和亲切的语调，真可以把同学们的口水引出来。
两个“数学”
所谓两个“数学”指的是“钱几何”和“傅代数”，前者是同学们对钱凤绾老师的敬语，后者是同学们对傅求学老师的尊称。
钱凤绾老师是江苏宜兴人，是我们实验部的部主任，他亲自上我们班的几何。由于我们是六年一贯制，所以教材安排从初中到高中是直线上升的。（我们的几何课本，先用《S平面几何》，后用《复兴高中平面几何》。）他要求严格，思路敏捷，善于启发，善于抓关键。他还练就了一套画图的基本功，既快又准确。一般人不用教具想在黑板上作圆是不容易的。可他却利用手腕和手臂的协调配合，一蹴而就，学生非常佩服。
他对定理原则，牢抓不放，当堂消化、扎根。他经常针对需要，精心安排3—5分钟的课堂测验，或考查我们对刚讲过的定理原则是否真正理解，或检查我们对某一定理原则是否学会运用等。当老师一宣布“停”，不论是否完成，都得立即交上。钱老师的课堂教学艺术活像一团火，能很快把同学的心火点燃，让大家振作、兴奋、满足、愉快！所以听他的课，实在是一种享受。后来，我们掀起了“几何热”，自学钻研的空气，十分浓厚。
教我们《范氏大代数》的是高中部部主任傅求学老师。他是江西高安人，国立北京师大数学研究科毕业。傅老师一向非常严肃，不开笑脸。有一次，我们移栽行道树，一棵手臂粗的槐树挖了好一阵，四周都大动了，可就是挖不下来。我们级任老师于枫樵就用双手抱着树干使劲去拨，树子没拔起，在旁边的傅老师却笑了。同学们都暗使眼色，会心微笑，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的傅老师笑了。
傅老先生讲课，最可贵的是在驾驭教材上的居高临下，思路开拓。他曾多次将定理拓宽、翻新，使我们茅塞顿开，受益匪浅。他在教法上独到之处就在于条理清晰，语言精练。他讲课不搞花架子，也没有一句废话。所以，如果把他的课常教学笔录下来，就会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讲稿。所以，我们作大代数课堂笔记，一般都得心应手，感到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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