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都督府那份措辞恭谨却立场强硬的回文，如同在陕西三边总督府的平静水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滔天巨浪。
总督府震怒，认为朔方“桀骜不驯，拥兵自重”，其势已成，绝非寻常乡勇可比。
事态迅速升级，不再仅仅是地方边镇的摩擦，而是直接惊动了远在北京的紫禁城。
崇祯九年的秋天，北京城的气氛比往年更加肃杀。
关内流寇烽烟四起，辽东后金虎视眈眈，国库空虚，天灾不断……年轻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已被内忧外患折磨得心力交瘁，性情愈发急躁多疑。
这一日，乾清宫东暖阁内，崇祯皇帝面色阴沉地听着司礼监太监诵读来自陕西三边总督的紧急奏章。
奏章中，将朔方都督府描述为一个“私设官署、擅立名号、编练大军、交通蒙古、僭越不法”的割据势力，并附上了陈远那封“语多狡辩”的回文。
“……其势已炽，非寻常草寇可比。
若任其坐大，恐成唐之藩镇，尾大不掉，为祸北疆。
臣请旨，或剿或抚，早作圣裁！”
太监尖细的声音在暖阁内回荡。
崇祯皇帝猛地一拍御案，震得茶盏作响：“岂有此理！
朕夙兴夜寐，忧劳国事，这些边臣武将，不思报国，反倒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一个小小的堡主，也敢自称都督？
眼里还有没有朝廷！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
暖阁内，侍立的几位内阁大臣和兵部堂官噤若寒蝉。
首辅温体仁小心翼翼地出列奏道：“陛下息怒。
朔方之事，臣等亦有耳闻。
据闻，那陈远确有些能耐，聚流民，抗虏寇，保境安民，在边地颇有声望。
其与蒙古部落结盟，或也是为了共御东虏（后金）。
然，私设官府，擅立名号，确系僭越，法所不容。”
兵部尚书张凤翼也道：“陛下，如今辽东吃紧，中原多事，国库空虚，兵饷匮乏。
若对朔方大动干戈，恐师老兵疲，耗费钱粮，若战事不利，反损朝廷威严。
且……万一逼反了陈远，使其与东虏或流寇合流，则北疆危矣！”
“难道就任由其坐大不成？”
崇祯怒道，“今日一个朔方，明日再来个什么，这大明江山，还要不要了？”
这时，一位御史出列，慷慨陈词：“陛下！臣以为，朔方之事，不可姑息！
陈远虽有小功，然其行迹，与叛匪何异？
今日不剿，他日必成心腹大患！
当速派精兵，会同陕西镇守，犁庭扫穴，以儆效尤！
方可震慑四方，维护纲纪！”
主张“剿”的一派，多是一些清流言官和部分担心武将坐大的文臣，他们强调法纪纲常，认为对任何不服从中央的势力都必须坚决打击。
而主张“抚”的一派，则以务实的老臣为主，他们更着眼于现实困难，认为当前首要敌人是后金和流寇，不宜节外生枝，应力争以招安的方式解决朔方问题，将其纳入朝廷体系，为己所用。
两派在暖阁内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崇祯皇帝听着臣子们的争吵，心中更加烦躁。
他既担心朔方坐大，威胁朝廷，又害怕剿抚失利，雪上加霜。
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让他倍感无力。
最终，争论的结果是一个折中且模糊的旨意：“着陕西三边总督相机行事，剿抚并用。
若其真心归顺，可许以官职，羁縻其众；
若其负隅顽抗，则调集兵马，坚决剿灭，勿使滋蔓！”
这道旨意，充满了典型的崇祯风格：既要面子，又要里子；
既想解决问题，又不想付出代价；
将决策的压力和风险，完全推给了前线将领。
圣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达到了榆林。
陕西三边总督接到这份含糊其辞的旨意，也是头疼不已。
“相机行事”、“剿抚并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他深知朔方兵精粮足，又有蒙古盟友，绝非易与之辈。
剿，风险太大；
抚，对方条件恐怕不低。
经过一番权衡，总督决定先以“抚”为主，进行试探。
他再次派出使者，携带更加“优厚”的条件前往野狐岭：
许诺若陈远解散朔方军，听从朝廷整编，可授其“延绥镇参将”之职，其部下亦可酌情授予军职，朔方之地仍归其管辖，但需接受朝廷派官治理。
这看似让步的条件，实则包藏祸心。“参将”不过是个中级武官，远不能与“都督”相比；
解散军队更是要了朔方的命根子；
接受朝廷派官，等于直接剥夺了治理权。
这分明是诱降吞并之计！
使者再次来到野狐岭，宣读了朝廷的“恩旨”。
议事堂内，陈远、秦玉凤等人听完，面色凝重。
“参将？解散军队？朝廷派官？”
赵胜气得冷笑连连，“这是要把咱们生吞活剥了啊！”
秦玉凤冷然道：“此乃缓兵之计，欲使我等自废武功，届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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