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畔那场决定性歼灭战的结局，如同最迅猛的瘟疫，乘着溃兵的口舌、乘着无主的战马、乘着北地凛冽的寒风，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北直隶（今河北）。
消息所到之处，带来的不是捷报的欢欣，而是天崩地裂般的震撼与恐慌。
最先感受到这股寒流的，自然是距离战场最近的北京城。
当第一批丢盔弃甲、魂飞魄散的清军溃兵，如同丧家之犬般逃回北京城下时，守城的清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些溃兵带来的，是“全军覆没”、“阿济格、济尔哈朗生死不明”、“南蛮子火器如雷、不可力敌”等如同梦魇般的消息。
恐慌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北京城本就脆弱不堪的防线。
紫禁城内，已是一片末日景象。
大学士刚林面如死灰，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完了……全完了……两路大军……都没了……京师……京师守不住了……”
顺治小皇帝在太监的搀扶下，哭喊着要“回盛京”（沈阳）。
孝庄太后强作镇定，下令紧闭九门，全城戒严，搜捕“妖言惑众”者，但连她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徒劳的挣扎。
城内八旗贵族、王公大臣，早已人心惶惶，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准备车马，随时准备出逃。
汉官们更是各怀心思，有的闭门不出，有的则开始悄悄烧毁与清廷往来的文书，寻找门路，准备“弃暗投明”。
保定、天津、河间、真定等北直隶重镇，在得知永定河惨败、京师危在旦夕的消息后，反应出奇地一致——或降或逃。
保定知府是汉人，在确认消息属实后，连夜召集心腹，杀光了城内的满人监军和驻防旗丁，天明即开城迎接大陈先头部队，并主动献上粮草、册籍。
天津卫的守将见大势已去，率部乘船出海，逃往辽东，留下了一座空虚的港口和大量来不及带走的物资。
河间、真定的清廷官员，则直接弃城而逃，带着家眷亲兵，一路向北，试图逃往关外。
地方上的汉人胥吏、士绅则迅速组织起来，维持秩序，等待“王师”接收。
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百姓自发聚集，驱逐留守的少量清兵，打开城门，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
震动，不仅仅是城池的易主，更是人心的彻底转向。
短短数日之内，整个北直隶，除了北京孤城和一些偏远县城，几乎传檄而定。
曾经象征着征服与统治的金钱鼠尾，被无数人悄悄地剪掉或藏起；压箱底的汉家衣冠，被重新翻出穿上。
茶馆酒肆中，人们开始公开议论“陈王天兵”，痛骂“建虏无道”。
曾经不可一世的八旗子弟，如今成了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这种“震动”以北京为中心，如同涟漪般向外急速扩散：
山西、陕西：早已是大陈稳固后方，闻讯更是欢欣鼓舞，庆祝王师即将光复神京。
山东：清廷在此统治本就不稳，各地义军蜂起，此刻更是闻风而动，攻城略地，清军残余势力或降或逃，全境光复在即。
河南：已全境光复，成为大军稳固的后方基地，此刻正全力筹备粮草，支援前线。
辽东：消息传来，留守的满人贵族如丧考妣，汉人百姓和部分蒙古部落则暗中串联，等待变天。
赵勇部的压力骤减。
漠南蒙古：科尔沁、察哈尔等部首领紧急召开会盟，商议如何应对这“天翻地覆”的变局，与大陈使者接触的意愿空前强烈。
直隶震动，传檄而定。
永定河一战，不仅歼灭了清军的有生力量，更彻底击垮了清廷在北方的统治根基和人心士气。
那个曾经让人谈之色变、横扫天下的满洲政权，其虚弱和不堪一击的本质，在这场惨败后暴露无遗。
大陈王国的赫赫军威和“驱逐鞑虏”的正义性，得到了最有力的彰显。
北中国的大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换颜色。
北京，这座沦陷于异族之手多年的华夏故都，光复在即。
一个崭新的时代，正伴随着这剧烈的震动，磅礴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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