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激流与保守势力的顽石剧烈碰撞,其最激烈的火花,终于在帝国统治相对薄弱、社会矛盾尖锐、且受新政冲击尤为直接的地区迸发出来,演变为公开的武装叛乱。
启明六十三年夏,四川 与贵州 交界的山区,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教案”兼“抗税”暴动,并迅速蔓延,波及数府之地。
这场叛乱的诱因复杂,是各种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1. 新政“阵痛”集中体现:当地正在勘探矿藏、规划铁路,强征土地,补偿不足,引发农民激烈反抗。
新式学堂的建立,挤占了原乡绅控制的“学田”收入,并传播“异端邪说”,引起士绅仇视。
“废缠足”令在闭塞山村被粗暴执行,激化民怨。
2. 旧有社会矛盾:该地区本就土地兼并严重,土客矛盾、民族矛盾交织。
地方官腐败,胥吏横征暴敛,民众积怨已久。
3. 教案火上浇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当地积极活动,购置田产,包揽诉讼,袒护教民,与地方官府、士绅、民众关系紧张。
新政带来的社会变动,加剧了这种紧张。
叛乱最初的导火索,便是一起普通的民教纠纷,地方官处理不当,偏袒教民,激起大规模民变,打毁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一名及数名教民。
4. 会党与旧军余孽煽动:当地秘密会党与对裁汰不满的绿营兵弁、散兵游勇勾结,趁机起事,打出“反新政”、“诛洋教”、“保乡里”等口号,裹挟大量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很快聚众数万,攻占数座县城,声势浩大。
叛乱消息以加急电报传至北京,朝野震动。
这是“启明”立国以来,首次爆发如此大规模、带有明确“反新政”色彩的内乱。
保守派暗自窃喜,认为这是新政“天怒人怨”的明证,纷纷上奏要求“下诏罪己”、“暂停新政,以安民心”,甚至有人影射攻击主持新政的官员。
主政的仁宗皇帝及维新派阁臣则又惊又怒,意识到这是对新政成果和朝廷权威的严重挑战,必须迅速平定,否则各地效仿,后果不堪设想。
仁宗立即调派四川、云南、湖南 三省驻防新军及部分尚未裁尽的绿营精锐,由一位干练的提督 统率,前往平乱。
同时,下令严厉追查地方官责任,并照会法国公使,就教案一事进行交涉,承诺缉凶、赔偿,但要求法方保持克制,勿借机要挟。
然而,军事进剿初期并不顺利。
叛军熟悉地形,得到部分当地民众暗中支持,且利用朝廷急于求胜的心理,诱敌深入,小挫官军。
加之三省军队协调不力,补给困难,平乱进展缓慢。
朝中保守派趁机鼓噪,质疑新军战力,要求起用“老成宿将”。
前线将领也奏报,叛军中有不少是被裹挟的百姓,单纯武力清剿恐伤及无辜,激化矛盾,建议“剿抚并用”。
就在仁宗与军机处为此焦虑,朝堂上争论不休之际,深居宁寿宫 的太上皇陈远,虽然名义上已不过问政事,但如此重大的变故,自然无法瞒过他的耳目。
身边服侍的老太监、偶尔前来请安的旧臣,都会将外间情形委婉禀报。
陈远得知叛乱详情及朝中争议后,沉默良久。
他没有召见仁宗,也未对朝政发表任何公开意见,但通过一种极其隐秘而有效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关键的“暗出手”。
陈远写了一封简短的、没有抬头、没有署名的手札,内容只有寥寥数语,托一位绝对可靠、且能直接面见前线统兵大员的老臣心腹,以“私人问候”为名,秘密送往平乱军营。手札上写的是:
“剿 抚 之 道,贵 在 分 明。首 恶 必 办,胁 从 不 问。民 心 如 水,宜 疏 不 宜 堵。可 寻 彼 地 有 声 望、明 事 理 之 耆 老、士 绅,许 以 自 新,令 其 招 抚。乱 所 由 生,在 于 吏 治 不 修,新 政 急 行。平 乱 之 后,当 慎 选 守 令,缓 急 得 宜。”
这封手札,虽无只字提及具体人事和当前朝议,但字字千钧,直指要害:
1. 明确了“剿抚并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支持了前线将领的正确判断,否定了单纯武力镇压的蛮干。
2. 强调了争取“民心”和利用地方“耆老、士绅”的重要性,这是陈远当年平定天下、安抚地方的经验之谈,暗示不能将叛乱民众简单视为敌人。
3. 点出了叛乱的根源在于“吏治不修,新政急行”,这既是对仁宗的委婉提醒,也为战后处理指明了方向。
4. 更重要的是,这封来自太上皇的、带有明显指示意味的手札,其本身对前线统帅和随军的朝廷大员而言,就是一颗“定心丸”和“尚方宝剑”。
它意味着最高层认可了当前策略方向,并给出了更具体的行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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