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我敲击回车的手指，悬在半空，微微发抖。
整个世界，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
书房里，只剩下笔记本电脑散热风扇微弱的“嗡嗡”声，像一只濒死的飞蛾在做最后的振翅。
我写完了。
我把我这操蛋、荒唐、可笑又可悲的前半辈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全都刻在了这块冰冷的电子屏幕上。
整个人，像被活活抽干了骨髓，只剩下一具空洞的皮囊，瘫软在椅子里。
我没去回看那些文字。
不用看。
每一个标点，都带着我血和泪的腥味。
我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那片被城市灯火染成橘黄色的夜空，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这辈子，像个玩命往上爬的猴子，爬到山顶，以为能摘到月亮，结果发现，山顶上只有更冷的风。
我拥有过一切。
现在，我也即将失去一切。
脑子里那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砰”的一声，让我的人生彻底谢幕。
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海。
这念头来得如此清晰，如此坚定，让我那颗因为恐惧而狂跳的心，瞬间就镇定了下来。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我只在最风光时才联系过的私人律师的电话。
“王律师，是我，礼铁祝。”
“我需要你和最好的信托机构，帮我办一件事。”
“我要捐出我所有的财产，一分不留。”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把笔记本电脑里那份几十万字的“遗书”，打印了出来，厚得像一块板砖。
家庭会议。
我妈，小静，姥姥姥爷，还有我老丈人，所有人都到齐了。
当我把我的决定说出来时，客厅里瞬间就炸了锅。
“铁祝！你疯了！？”我妈第一个站了起来，脸色煞白，嘴唇都在哆嗦。
小静的眼圈“唰”地就红了，她拉着我的胳膊，声音里带着哭腔。
“老公，你是不是……是不是病又重了？你别吓我们啊！”
“你这孩子，是烧糊涂了说胡话呢！钱都没了，咱家以后咋办？你让俩孩子喝西北风去啊？”姥姥拄着拐杖，气得直敲地板。
我没说话。
我没解释。
我只是把那本厚厚的打印稿，放到了客厅的茶几上。
“你们看完这个，再决定我是不是疯了。”
客厅里再次安静下来。
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哗啦”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疑惑，到震惊，再到难以置信。
我看见我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砸在那写满我混账往事的纸上，洇开一团团模糊的墨迹。
我看见小静死死地咬着嘴唇，肩膀剧烈地颤抖，整个人哭得缩成一团。
我看见我那不苟言笑的老丈人，一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别过头去，用粗糙的手背，狠狠地抹着眼睛。
当他们翻到最后一页，看到我写的那个关于“二选一”的梦，看到我对着文曲星磕下那个头，说出“我选她活”的时候。
整个客厅，再也没有一丝声音。
只剩下压抑不住的，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妈站了起来，她走到我面前，伸出那双因为常年操劳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
她的眼神里，没有责怪，没有不解。
只有化不开的心疼，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骄傲。
“儿啊……”
她一开口，眼泪就又涌了出来，老泪纵横。
“妈不怪你，妈为你骄傲。”
“咱家没钱了，但咱家有‘人’了。”
“你比你爸，有出息。”
我再也忍不住，跪倒在她面前，把头深深地埋进她的怀里，像个迷路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放声痛哭。
王律师的团队效率极高。
三天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准备好了。
在我那栋能俯瞰整个城市河景的大平层里，律师们穿着笔挺的西装，表情严肃。
我名下的公司股份、南非的别墅、马尔代夫的游艇、车库里那些落满灰尘的豪车、银行里那一长串让人眩晕的数字……
所有能变现的资产，被一条条地列在文件上。
密密麻麻的条款，像一张巨大的网，曾经把我牢牢地困在里面。
而现在，我即将亲手剪断它。
“礼先生，您真的确定吗？一分钱都不给自己留？”王律师最后一次确认，眼神里充满了职业性的审慎和一丝人性化的困惑。
我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
“留啥啊？留着交物业费啊？”
我指了指这空旷得能听见回声的客厅。
“我现在是无产阶级，光荣！再说了，这房子也捐了，我上哪儿交物业费去？”
律师团队的人都愣住了，随即也露出了忍俊不禁的表情。
小静站在我身后，她眼睛还是红肿的，但眼神却无比坚定。她走上前，替我整理了一下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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