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给那个哭得天昏地暗的王姐当了一晚上的人形沙袋后，我在“金碧灰煌”的地位，就变得异常尴尬。
我成了一个怪胎。
Momo姐看我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鄙夷，那里面掺杂了更多复杂的东西，像一杯兑了雪碧、果汁和过夜茶水的劣质洋酒，说不清是什么味道，但喝下去肯定反胃。
她不再骂我，也不再强行把我推销给那些富婆。
她只是把我晾着。
我就像一把被遗忘在角落里，生了锈的拖把，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同事”们，被一个个领走，奔赴他们各自的战场。
可怪事就这么发生了。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总有那么一两个女人，会指名道姓地点我。
她们不像张姐那样豪奢，也不像凤姐那样霸道。她们总是安安静静地来，穿得素净，眼神疲惫，像是刚从一场失败的生活战役里撤退下来的伤兵。
她们点我，不是为了喝酒唱歌，也不是为了听那些连我自己都觉得虚伪的奉承。
她们就是找个地方，找个人，哭一场。
有个姐，是本市一所重点高中的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她在我面前，哭自己那个不学无术，只会伸手要钱的儿子，把她当成仇人。
她说，她在讲台上，教别人的孩子如何成为国家的栋梁，却教不好自己的孩子如何做一个人。
还有一个姐，自己开了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外人眼里风光无限的女强人。她在我面前，哭她那个只会打高尔夫和养小三的丈夫，公司所有的烂账，所有的应酬，都是她一个人在扛。
她说，她有时候真想一把火把公司烧了，带着钱跑路，可她又不知道自己能跑到哪儿去。
我成了“金碧灰煌”的“知心大哥”，或者说，“专业陪哭”。
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那里，给她们递纸巾，递温水，偶尔用我自己那些失败的经历，给她们的故事做个注脚。
我发现了一个这行的“冷知识”。
那些真正的“鸭王”，卖的不是脸，也不是肉，是幻觉。他们能让那些富婆在酒精和奉承里，暂时忘记自己走形的身材、爬满皱纹的脸和一塌糊涂的生活。
而我，卖的是真实。
我像一面哈哈镜，把她们生活里所有的不堪、扭曲和荒诞，用一种更不堪、更扭曲、更荒诞的方式，反射了回去。
她们看着我这个比她们更失败的倒霉蛋，反而找到了一丝诡异的平衡和慰藉。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活得更操蛋的人。
她们走的时候，不会像张姐那样，用钞票来彰显自己的慷慨。她们只是会通过微信，给我转一笔钱。
不多，有时候是六百六十六，有时候是一千三百一十四。
数字吉利，像是一种祝福，也像是一种自嘲。
她们在购买一种服务，一种“我懂你”的服务。
一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一场场无声的悲伤和压抑的泪水里，流到了头。
最后一天的凌晨四点，我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
Momo姐靠在吧台，抽着烟，看着我。
“小礼，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了吧？”
我点了点头。
“押金条呢？”
我从兜里掏出那张已经起了毛边的纸条。
她接过，从抽屉里数出一叠钱，又从里面抽走了五张。
“王姐那天砸坏的东西，一共一千多，算你五百，姐够意思了吧？”
她把剩下的一千五百块钱推到我面前。
我没说话，拿起钱，揣进兜里。
“以后……有什么打算？”她破天荒地问了一句。
“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
“行吧。”她吐出一口烟圈，烟雾模糊了她那张浓妆艳抹的脸。“你这人，干不了这行。心太软，也太硬。不适合。”
她顿了顿，又加了一句。
“不过，也别干这行了。不是啥好道儿。”
我看着她，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了一丝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Momo姐”的疲惫。
我没说谢谢，也没说再见。
我转身，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玻璃门。
清晨冰冷的空气，像一把刀子，瞬间刮净了我肺里所有的浑浊。
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环卫工人的扫帚，在空旷的马路上，划出“沙沙”的声响。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感觉自己像个刚从一场大病里痊愈的人，浑身虚脱，却又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我没有回家。
我怕我身上那股子洗不掉的，混合着酒精、香水和绝望的味道，会弄脏了那个家。
我找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快餐店，点了一杯最便宜的豆浆，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地从沉睡中苏醒。
然后，我拿出了我的笔记本。
我得写下来。
我必须把这一个月的荒诞，都变成文字，从我的身体里排泄出去。
不然，它们会烂在我的骨头里，让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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