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保密局站内的这间宿舍，成了沈砚之新的方寸之地。比重庆的囚室宽敞，有一张木床、一张旧书桌和一把椅子，窗外甚至能看到一角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紫禁城连绵的殿宇飞檐。但高墙、铁网，以及门外二十四小时轮换的、沉默而警惕的看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囚徒的身份。
顾衍之将他“挂”在电讯科，却并未分配任何实质性的译电任务。送来的都是一些早已过时、毫无价值的日伪时期残留电文，或者就是些需要大量人工核对的、杂乱无章的信号记录。这既是闲置，也是一种持续的、不动声色的测试——观察他面对枯燥工作的态度，审视他处理电文时可能流露出的任何细微习惯或倾向。
沈砚之表现得如同一个心灰意冷、只求安稳的“戴罪之人”。他每日准时出现在分配给自己的那个角落座位，埋头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电文纸堆，做得一丝不苟，却也从不多问一句。他谨言慎行，除了必要的公务，几乎不与任何同事交流，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与北平站内部隐隐涌动的派系纷争、以及光复初期特有的那种浮躁与投机气氛，彻底隔绝开来。
他知道，顾衍之的眼睛在盯着他，苏曼卿虽然将他“送”来了北平，但其态度依旧暧昧难明，而组织……他必须尽快找到与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的方法。
机会来自于一次极其偶然的“外勤”。站里需要派人去前门外大街的几家旧书店，寻找和购买一批日伪时期遗留的、可能包含技术资料的书籍和档案。这种无关紧要、又需要一定专业辨识能力的杂活，自然而然落在了被边缘化的沈砚之头上，当然，有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陪同”。
这是他数月来第一次走出保密局站那座森严的大门。北平秋日的阳光有些刺眼，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尘土和一种古老城市特有的气息。街道上比重庆开阔，行人穿着各异，有穿着臃肿棉袍的平民，有趾高气扬的国军军官，也有偶尔驶过的、坐着美国大兵的吉普车。光复的喜悦似乎还未完全褪去，但一种新的、茫然不安的情绪，已经开始在街头巷尾弥漫。
在前门外大街一家名为“翰墨斋”的旧书店里，沈砚之假装专注地翻检着堆积如山的旧书，大脑却在飞速运转。他必须利用这短暂的机会，留下信号。他不能直接与任何人接触，那太危险。
在挑选了几本无关紧要的无线电旧手册后，他走向柜台结账。书店老板是个戴着圆框眼镜、留着山羊胡的清瘦老者，看起来有些迂腐。沈砚之在付钱时，状似无意地用指尖在柜台的木质台面上，极轻、极快地敲击了一组摩尔斯码——这是他与老周约定的、表示“安全，待命”的简易暗号。同时，他口中对老板说道：“老板，这几本书先放着，我还要再看看那边架子上的，劳驾您帮我留意一下，别让人买走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确保柜台后的老板能听清。
这是一个双重保险。柜台上的敲击是给可能存在的自己人看的，而那句看似普通的话，则是说给紧跟在他身后的警卫听的，解释他为何在柜台前稍有停留。
老者抬起眼皮，浑浊的眼睛看了他一眼，没有任何异常反应，只是慢悠悠地应了一声：“成，您瞧着，给您留着。”
沈砚之心中微沉，无法判断对方是否接收到了信号。他不敢再多做停留，继续在书店里“浏览”了片刻，便带着那几本旧书，在警卫的“护送”下返回了站里。
第一次尝试，如同石沉大海。
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之继续着他的“隐形”生活。他耐心地处理着那些垃圾电文，偶尔，也会“偶然”发现一两条被遗漏的、价值不大的日伪通讯记录，并“如实”上报，以此展现他“恪尽职守”的态度和尚未生疏的业务能力， subtly 地提醒顾衍之他的价值。
同时，他更加细致地观察着北平站内部。他注意到电讯科科长是个热衷钻营、技术平平的家伙；行动队队长则脾气暴躁，与顾衍之似乎有些不对付；总务处那边则充斥着各种关系户，效率低下。这些看似无用的人际关系碎片，都被他默默记在心里。
他也留意着苏曼卿的消息。她似乎并未随他来北平，依旧留在重庆，处境未知。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却也更加疑惑她此举的真正目的。
就在他以为联络尝试失败，准备另寻他法时，转机出现了。
这天，宿舍楼负责打扫卫生和送热水的是一个沉默寡言、腿脚有些不便的老勤杂工，大家都叫他“老马”。平时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干活，从不与人交谈。这天傍晚，他像往常一样，提着一壶热水送到沈砚之房间。在他放下水壶，转身准备离开时，他的脚似乎被门槛绊了一下，身体一个趔趄，手中攥着的一块抹布掉在了地上，正好落在沈砚之脚边。
老马慌忙弯腰去捡，在拾起抹布的瞬间，他的手指极其迅速地在抹布下、沈砚之的鞋面上划了一下——一个短暂的、清晰的顿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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