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三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都早，洛阳宫苑里的垂柳已抽出嫩黄的新芽，太液池的冰早已化尽，在午后暖阳下泛着粼粼的波光。长兴帝袁澈——这位帝国第五代君主，登基已届三载，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在父亲永徽帝羽翼下忐忑监国的太子。此刻，他并未在宣政殿处理那似乎永远也批阅不完的奏章，而是独自一人，漫步到了位于禁苑深处、紧邻史馆的“稽古阁”。这是一座静谧的二层小楼，平时罕有人至，里面收藏的并非寻常典籍，而是历代先帝的起居注副本、亲手批阅的奏章原件、重要的治国手谕，以及那些未经广泛刊印、仅供皇室核心成员参阅的内部文献，如世祖的《治国箴言》、英宗永徽帝的《永徽政要》。
阁内光线略显幽暗，弥漫着旧纸张与淡淡樟木混合的特殊气味。长兴帝示意随侍的宦官在楼下等候，自己轻轻推开那间专门存放“圣政”文献的静室房门。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棂，在打磨光洁的金砖地面上投下几道明亮的光柱，无数微尘在光柱中静静飞舞。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厚重的紫檀木书匣，最终停留在标注着“世祖卷”和“英宗卷”的两处。他先取出了英宗卷中那部以明黄绫子包裹的《永徽政要》，轻轻拂去并不存在的灰尘，坐在窗下的楠木椅上，就着阳光翻阅起来。父亲那熟悉而略显苍劲的字迹映入眼帘，开篇便是：“朕承三祖之基业，战战兢兢，凡三十有四载，所虑者非一时之安，乃万世之基也。今将所思所行，录以备览，后世子孙，当知创业维艰，守成不易……”
字里行间，是父亲对政策的细致反思，对臣工能力的评点，对天灾民瘼的忧虑，以及对太子——也就是现在的自己——的殷切期望与不时流露的担心。永徽帝晚年那种在稳健中寻求变革、在繁荣下洞察隐忧的清醒与克制，透过纸背，依然清晰可感。长兴帝仿佛又看到父亲在温泉宫最后那段时光，白发苍苍，躺在榻上，拉着自己的手，不再谈论具体政务，只是反复叮嘱：“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袁家天下，已历百年。往后……难处不在开创，而在持盈保泰，在因时应变。切记，切记。”
合上《永徽政要》，长兴帝静默了片刻，心中五味杂陈。有对父亲的深切怀念，有肩上担子的沉重，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历史接力感。他起身，走到“世祖卷”前，犹豫了一下，取出其中最古老的一个匣子。里面存放的并非整齐的书册，而是一些经过特殊处理的、甚至边缘有些焦脆的纸张，上面是世祖袁术早期的手令和书信摹本。字迹与后世皇帝经过严格训练的馆阁体迥异，飞扬甚至有些潦草，却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不容置疑的锐气与活力。有一页似乎是仓促写就的军令：“粮即到，速攻，勿疑！吾只要寿春！”旁边还有后世史官用朱笔的小注：“此乃建安二年世祖于流离中所书，时在颍水之畔，距定策取寿春仅三日。”
看着这穿越了百年时光、似乎还带着当年烽烟与决绝气息的字迹，长兴帝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他想起了不久前在洛阳东市最火的“留仙茶楼”里，偶然听到说书先生眉飞色舞地讲着《世祖平话》中“袁公路梦得奇书，叉车工魂定江淮”的段子，满堂听众无论士庶，皆屏息凝神，听到精彩处轰然叫好。那个在民间话本里带着几分神秘、几分诙谐、又无比强悍的“叉车王”形象，与眼前这潦草军令的主人，与太庙里那尊穆穆皇皇的“世祖武皇帝”神主，与史书中“承天景命、革故鼎新”的宏大叙事，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帝国开端最富传奇色彩的底色。
“务实、进取、制度创新……”长兴帝低声重复着史馆学士们对世祖精神遗产的概括。他走到窗边，推开一扇窗户，带着泥土和草木清香的气息涌了进来，远处洛阳城连绵的屋顶在春日晴空下向天际延伸，更远处，依稀可见南市方向升起的淡淡炊烟与人气。这座城池，这个世界第一大都，其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深深系于袁氏一族百余年来的抉择。
他想起了格物院最新呈报的关于“向东探索大洋巨舰”的可行性条陈，想起了户部关于“一条鞭法”在试点省份成效与问题的激烈辩论，想起了枢密院转来北疆都护府关于薛延陀内乱后草原势力重新洗牌的分析，也想起了海运司密报中提及的泉州蒲氏等海商巨贾，其船队规模与贸易网络已隐隐有尾大不掉之势，需加以制衡引导……这些都是父皇《永徽政要》中曾预见或提及的“隐忧”，如今正一点点浮出水面，成为他这位新君必须直面的“显题”。
帝国如同一艘经历了漫长平静海域、建造得无比坚固又装载极丰的巨舰。永徽盛世如同一个稳定的高压区，让海面暂时平滑如镜。但长兴帝深知，气候会变，洋流会变，暗礁始终存在，船体本身在长期运行后也会出现木材疲劳或设计滞后。父亲那一代人，出色地完成了在既定航线上保持平稳高速航行的任务。而现在，风向似乎有些微妙的转变，远方的海平线也不再是清晰无疑的直线。是继续沿着祖先划定的航道，依靠惯性前行？还是需要谨慎地调整帆索，甚至探索可能存在的新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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