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朋友的回复在第二天清晨发来，短短一行字让陈砚握着手机的手骤然收紧：“D公司上月向C公司转账50万，备注‘咨询服务费’，无附加凭证。”
50万的“咨询费”——陈砚站在律所楼下的早餐摊前，冷风卷着油条的香气扑在脸上，却没半点胃口。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咨询费用，更像是某种“封口费”或“私下补偿”，可D公司为什么要给C公司钱？又为什么在付了钱后，还会被对方起诉？张总昨天的热情和笃定，此刻想来全是刻意伪装的镇定。
他掏出手机想给张总打电话追问，指尖悬在拨号键上又停下——现在追问，张总大概率会找借口搪塞，反而打草惊蛇。不如先按原计划去D公司核查证据，或许能从合同存档、沟通记录里找到线索。
上午九点，陈砚准时到了D公司。张总的助理把他领到会议室，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却大多是无关紧要的采购单据，真正需要的“合同谈判记录”“设备规格确认邮件”只放了寥寥几页，且关键信息被模糊处理。
“这些就是全部资料了？”陈砚翻着文件，语气带着质疑，“我需要完整的邮件往来记录，特别是今年9月合同签订前后的沟通，还有50万咨询费的支付凭证和对应的服务协议。”
助理脸色微变，支支吾吾地说：“邮件……部分涉及公司机密，张总没说可以对外提供。咨询费的凭证我得去找财务要，可能需要点时间。”说完就匆匆跑出了会议室，留下陈砚对着一堆无效文件皱眉。
显然，D公司在刻意隐瞒什么。陈砚掏出手机，把桌上文件里的关键页拍照留存，又打开录音笔——他得留个心眼，万一后续D公司以“资料不全”推卸责任，这些都能作为佐证。
等待间隙，他登录法院案件查询系统，想看看C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却在“代理律师”一栏看到了一个熟悉又刺眼的名字：赵峰。
赵峰——业内人称“金牌律师”，胜诉率常年维持在90%以上，最擅长处理商事合同纠纷，尤其会用“证据突袭”“舆论引导”等手段扭转战局。去年有个知名的“供应商违约案”，对方明明手握完整供货凭证，却被赵峰找出“合同条款歧义”和“第三方检测漏洞”，最终反败为胜。更让陈砚在意的是，律所同事私下提过，赵峰“赢的案子里，有一半带着猫腻”，甚至有当事人投诉他“伪造关键证据”，但每次都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怎么会是他？陈砚心里咯噔一下。赵峰从不接没有把握的案子，C公司敢请他，说明手里肯定有足以压制D公司的筹码，而这筹码，大概率和那笔50万“咨询费”有关。
他立刻给律所同事老吴发消息，老吴之前在赵峰所在的律所待过，对其行事风格更了解。没过多久，老吴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语气带着提醒：“陈砚，你怎么接了D公司的案子？赵峰早就盯着这家公司了，听说手里攥着D公司‘违规采购’的证据。而且你得小心他的‘证据突袭’，他最喜欢在庭审前几天扔出新证据，打对手个措手不及。”
“违规采购？”陈砚追问，“具体是什么情况？”
“不清楚，”老吴的声音压低了些，“我也是听之前的同事说的，D公司前几年买的设备，有几批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赵峰好像拿到了检测报告。你最好赶紧跟D公司确认，要是真有这事，这案子就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了。”
挂了电话，陈砚的心情更沉了。违规采购、50万咨询费、赵峰的介入，这案子远比他想象的复杂，甚至可能牵扯出D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他作为代理律师，不仅要应对庭审，还要考虑是否涉及“律师执业风险”——明知当事人存在违法事实仍继续代理，可能会被追责。
就在这时，会议室门被推开，张总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脸上带着歉意：“陈律师，让你久等了。咨询费的凭证找到了，是给C公司的技术咨询服务，有协议的。至于邮件，确实涉及商业机密，我跟法务部商量了下，只能给你看部分关键内容，不能拷贝。”
陈砚接过文件夹，翻开“咨询服务协议”，里面只写了“技术咨询”，没有具体服务内容、时间和成果交付要求，签字页的日期是在C公司起诉前一周——显然是后补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笔钱的真实用途。
“张总，”陈砚抬起头，眼神锐利，“您跟我说实话，D公司是不是存在‘违规采购’的情况？C公司手里是不是有相关证据？”
张总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神躲闪着不敢看陈砚：“陈律师，你怎么会这么问？没有的事，肯定是谣言。我们公司一直合规经营，怎么可能违规采购？”
“是吗？”陈砚把手机里赵峰的名字调出来，放在张总面前，“C公司的代理律师是赵峰，您应该知道他的手段。如果没有把柄在他手里，他不会接这个案子。您要是现在不说实话，等到庭审时被赵峰抛出证据，我们就彻底被动了，甚至可能影响到您公司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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