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建筑工地旁的简易棚里，十双布满老茧的手攥着同样褶皱的手写工资条，纸张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毛。陈砚蹲在小板凳上，接过农民工代表老郑递来的条子——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2023年10月，老郑，出勤28天，工资8600元，未付”，落款处只有一个模糊的“李”字，既没企业盖章，也没负责人签字。
“陈律师，我们就只有这个。”老郑的声音带着颤音，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建筑公司说没签劳动合同，就不算他们的人，工资凭啥给？我们找了劳动监察，人家要证据，我们拿不出，只能来麻烦你。”
棚外的风卷着沙尘吹进来，落在陈砚摊开的笔记本上。他快速记录下关键信息：涉事企业是“宏业建筑公司”，欠薪时间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3月，涉及10名农民工，总金额约82万元。最大的问题正如老郑所说——无书面劳动合同、无盖章工资凭证，甚至连工牌、工装都被公司以“统一回收”为由收走，唯一能证明干活的，只有彼此的口头证言。
“大家别着急，”陈砚合上笔记本，语气尽量温和，“没有合同不代表没有劳动关系，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找证据。比如你们平时怎么考勤？有没有施工日志？跟项目负责人有没有微信、电话沟通记录？这些都能证明你们在工地上干活。”
话音刚落，角落里的年轻农民工小吴就耷拉下脑袋：“考勤是工头用手机拍照片，说月底算工资，结果照片早删了；施工日志在项目部，我们根本拿不到；跟李经理的微信，他上个月把我拉黑了……”
棚里瞬间安静下来，有人开始小声叹气，甚至有人嘀咕“是不是真的要不回来了”。老郑搓了搓手，看向陈砚的眼神也多了几分犹豫：“陈律师，我们也知道你是好心，可万一……万一折腾半天还是没结果，我们会不会还得惹上麻烦？宏业公司在这一片有人脉，之前有个工友去闹，还被他们找人吓唬了……”
陈砚心里清楚，农民工的顾虑不是空穴来风。底层劳动者维权时，最怕的就是“维权不成反遭报复”，这种恐惧往往比欠薪本身更让人却步。他想起之前处理的王海案，王海也曾因害怕对方势力而中途想放弃，最后是用胜诉结果打消了顾虑。
“老郑，我给你说个事。”陈砚坐直身体，语气坚定，“去年我接了个王海的案子，他被老板欠了工程款，对方也是说没合同不认账，还威胁要砸他的店。后来我们找了一起干活的工友作证，又拿到了工地的材料签收单，最后不仅要回了钱，对方还因为威胁行为被罚款。你们现在的情况，比王海当时好得多——至少有10个人一起作证，还有之前的考勤照片（哪怕删了，也能尝试找恢复），只要我们把证据凑齐，肯定能赢。”
老郑的眼睛亮了些，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工友，有人轻轻点了点头。陈砚趁热打铁：“这样，我们团队分两组行动。一组跟我去工地宿舍，找大家平时住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留下工作痕迹，比如写着项目名称的工具、记着施工进度的本子；另一组让小林负责，收集大家的通话记录，看看能不能找到跟项目负责人的过往通话，再联系之前一起干活但已经离开的工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作证。”
团队助理小林刚毕业没多久，这是她第一次参与公益案件。听到要去工地宿舍，她下意识地皱了皱眉——来之前她想象的是坐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没想到要去满是沙尘的宿舍“翻东西”。但看着陈砚坚定的眼神，她还是点了点头：“好，我现在就去收集大家的通话记录。”
接下来的两天，陈砚带着团队泡在工地周边。工地宿舍是用集装箱改造的，闷热又狭小，每张床底下都堆着沾满水泥的工作服和工具。陈砚蹲在床底，从老郑的工具箱里翻出一个磨损的笔记本，里面用铅笔记录着每天的施工内容：“10月15日，3号楼5层砌墙，用砖200块”“11月3日，帮李经理送材料到甲方办公室”——这些零散的记录，成了证明施工事实的重要线索。
“陈律师，你看这个！”团队里的小张律师突然喊了一声，他从另一个农民工的手机里找到了一张未删除的考勤照片，照片里工人们站在工地门口，背景板上清晰印着“宏业建筑3号楼项目部”，拍摄时间正是2023年11月。更惊喜的是，照片里还有宏业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经理，正拿着考勤表点名。
小林那边也有进展。她联系到两名已经离开的工友，对方虽然不敢出庭作证，但愿意出具书面证言，证明老郑等人确实在3号楼项目干活；另外，她通过运营商恢复了老郑与李经理的部分通话记录，其中2023年12月的一通电话里，李经理明确说“春节前肯定给你们结一部分工资”，这成了证明欠薪事实的关键录音。
两天后，陈砚在简易棚里召开证据汇总会。他将收集到的材料一一摆开：手写施工日志、考勤照片、通话录音、书面证言，虽然没有劳动合同和盖章工资条，但这些零散的证据已经能初步搭建起“存在劳动关系+企业欠薪”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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