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刚洒进“微光公益律所”的咨询室，苏晓就迎来了试用期的首个任务——独立接待一起劳动争议案的当事人。她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反复翻看小林整理的《农民工维权接待手册》，将“共情沟通”“证据初步核验”等要点在笔记本上圈画出来，却仍难掩紧张——过去处理商事案时，她习惯用“法律条款”和“诉讼策略”主导对话，如今面对可能带着情绪的普通劳动者，心里竟有些没底。
九点整，当事人张姐准时到来。她穿着洗得发白的餐厅服务员制服，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考勤表和工资条，眼圈通红地坐下：“律师，我在‘悦来餐厅’干了两年，上个月因为提了句‘想签劳动合同’，老板就把我辞退了，还扣了我半个月工资，我找他要，他说‘没签合同就不算正式员工，爱去哪告去哪告’……”话没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
苏晓下意识地拿出笔和纸，准备记录“辞退时间”“欠薪金额”等关键信息，刚开口问“你有老板辞退你的书面证明吗”，就看到张姐的眼神暗了下去，声音也低了些：“没有……他是口头说的，当时只有一个同事在场，可她不敢帮我作证。”
就在这时，陈砚端着两杯热水走进来，正好听到这段对话。他没有打断，而是将水杯递给张姐，轻声说：“张姐，先喝口水缓缓，慢慢说。没书面证明也没关系，我们先聊聊你平时上班的情况，比如有没有打卡记录、工资是现金还是转账、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过‘工资怎么发’之类的话。”
张姐接过水杯，情绪渐渐平复，开始断断续续地补充：“平时上班是打卡的，但打卡机在老板那里，我没有记录；工资一开始是现金，后来改成微信转账，老板每次转钱都不备注‘工资’；上个月扣的工资，他说是‘工作服折旧费’，可我入职时已经交过500块押金了……”
陈砚一边听，一边在纸上列出“可收集的证据”：微信转账记录，押金收据、同事证言、餐厅工作场景照片，还特意问张姐：“你平时在餐厅负责什么工作？有没有经常接触的老顾客，或者能证明你在那里上班的东西？”
张姐眼睛一亮：“有！我负责收银，每天都要给顾客开发票，发票存根上有我的签字，而且有几位老顾客认识我，说不定愿意帮我作证！”
苏晓在一旁默默记录，心里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问题有多“生硬”——她只关注“有没有直接证据”，却忽略了张姐可能因为慌乱或不懂法，遗漏了关键信息；而陈砚用“聊日常”的方式引导，不仅缓解了张姐的情绪，还帮她回忆起可能有用的线索。
待张姐离开后，陈砚坐在苏晓对面，温和地指出问题：“处理公益案和商事案不一样。商事案的当事人大多熟悉法律规则，关注‘如何赢’；但像张姐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更需要‘被理解’——他们可能不懂‘书面证明’的重要性，甚至会因为害怕老板报复而不敢多说，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索要证据’，而是‘帮他们挖掘证据’，先共情，再谈法律。”
苏晓低下头，有些愧疚地说：“我刚才确实太着急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没有书面辞退证明，仲裁胜诉率会降低’，却没考虑到她的感受。可如果一直聊情绪，会不会浪费时间，最后还是收集不到关键证据？”
“不会。”陈砚拿出张姐的案例，耐心分析，“你看，张姐一开始只说‘没书面证明’，但通过聊日常，我们找到了‘发票存根’‘微信转账’‘押金收据’这些间接证据，甚至还有‘老顾客证言’的可能性。这些证据单独看或许不够，但组合起来就能形成完整的‘用工关系证明链’。而且，当她感受到被理解，才会愿意信任我们，把知道的信息都讲出来，这反而能提高效率。”
为了让苏晓更直观地理解“共情”的重要性，陈砚提议下午一起去张姐之前工作的餐厅附近走访。两人来到餐厅对面的小吃店，陈砚没有直接找老板或员工，而是先和小吃店老板闲聊：“我们是帮张姐来了解情况的，她在‘悦来餐厅’干了两年，听说最近被辞退了，还被扣了工资，您平时有没有看到她上班？”
小吃店老板叹了口气：“张姐人挺好的，每天早早就来开门，晚上十点多才走，有时候还帮我们看会儿店。上个月我还听她跟餐厅老板吵了一架，好像是说要签合同的事，没过几天就没见她来了。”这段对话被悄悄录音，成为证明“辞退与提签合同相关”的重要旁证。
随后，陈砚又带着苏晓找到几位常去餐厅的老顾客，其中一位退休大爷说：“我几乎每天都去吃早餐，都是张姐给我开票，她的签字我认识，我可以帮她作证！”
返程的路上，苏晓感慨道：“以前我总觉得‘证据是靠找的’，今天才知道，‘证据也是靠聊出来的’。如果我自己来，可能只会去餐厅找老板对峙，不仅拿不到证据，还可能让张姐更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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