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带着小马和文筠，风尘仆仆地从江口县赶回了江城。车里的气氛与来时截然不同，去时是带着疑问去探索，回来时，则是怀揣着一份沉甸甸、足以引爆整个江城保险圈的调查报告。
那份报告详细记录了胡泉在四个乡镇、一百多户养殖户中实施的诈骗行为，涉及近五十万保费和近一百五十万的赔付窟窿，证据链清晰，事实确凿。
回到江城分局为他们安排的临时办公室，王兵见到了先期在此调查虚增保险标的问题的赵旭和他的组员。两下一照面，不用多问，从赵旭那紧锁的眉头和组员们脸上难以掩饰的疲惫与沮丧，王兵就猜到了七八分。
“赵科，这边情况怎么样？”王兵放下行李，递给赵旭一瓶矿泉水。
赵旭接过水，重重地叹了口气，拧开瓶盖灌了一大口，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别提了，王科，简直是无从下手，碰了一鼻子灰。”
他示意王兵坐下，开始倒苦水：“我们这几天跑了好几个号称有大规模养殖或种植的乡镇，找了不少名单上的大户。可你猜怎么着？人家根本不爱搭理我们。”
赵旭点起一支烟，深吸了一口，吐出浓浓的烟雾：“我跟他们讲政策，说我们是银保委的，按规定调查核实一下承保情况，希望他们配合。你猜人家怎么说？有的直接说忙，没空；有的还算客气，但也是拐弯抹角，问东答西，就是不给你看实打实的圈舍和地块；还有的，干脆就装糊涂，说自己就是个粗人，养了多少头猪、种了多少亩地，自己心里也没个准数，都是保险公司的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填表。”
王兵默默听着，他能想象到那个场景。银保委，听着名头挺大，是监管机构，但到了地方上，尤其是面对这些可能有着各种复杂关系的农户和大户，威慑力确实有限。
说到底，银保委在地方党政体系里，政治地位确实不高，就像底下办事处同志自嘲的，去县里开会，座位排次往往跟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这类企业在一起，人家地方政府真正的实权部门，未必真把你当盘菜。
对于农户和个人来说，更是如此，你既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好处，也很难瞬间对他们形成巨大的压力，配合度自然高不了。
“我们也想强硬点，”赵旭继续道，“毕竟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配合国家机关工作的义务。可这话也就说说，现实来讲，我们现在只是怀疑，没有任何初步的证据证明人家骗保。
那些养殖大户，牲口有进有出，今天卖一批，明天进一批，数量有波动也正常。种植户那边更复杂，有些地可能是册外地，也就是没在正规台账上的，但人家也确实种了粮食，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看，保险公司给保了，似乎也说得过去，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是支持了农业生产。
我们总不能凭空就说人家虚增标的、骗保骗赔吧？那样搞，容易引发矛盾，到时候人家反咬我们一口，说我们干扰农业生产，破坏经营环境，这帽子我们可戴不起。”
王兵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赵旭遇到的才是基层监管工作的常态，调查取证困难重重，尤其是面对这种可能涉及利益联盟的情况。保险公司和农户（特别是大户）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共同体，保险公司需要保费规模和政策性业务的“成绩”，农户希望能多获得一些保费补贴和风险保障，甚至可能从中套取利益。他们之间容易形成默契，共同应对外面的检查。赵旭单枪匹马地去查，没有内部人倒戈或者确凿的铁证，想打破这种默契，难如登天。
“一点突破口都没有？”王兵问。
赵旭摇头：“难。我们试着从财务流水入手，但农户和大户的交易很多是现金，或者通过个人账户转账，很难清晰对应到具体的保险标的物上。
保险公司内部的承保资料，魏前卓他们提供得倒是挺快，但看起来手续齐全，表面上挑不出大毛病。关键是，没有农户的配合，我们无法核实这些文件上记载的养殖数量、种植面积的真伪。
魏前卓这两天也格外‘热情’，天天派人来问我们有什么需要，看似积极配合，实际上我看是紧盯着我们的进度，巴不得我们早点一无所获地滚蛋。”
王兵沉吟了一下。他其实有一些调查思路，比如寻找那些与保险公司关系若即若离、或者曾经有过矛盾的大户作为突破口，或者利用更技术的手段分析承保数据的合理性等等。
但他没有说出来。一来，这不是他负责的调查方向，贸然插手显得对赵旭不尊重；二来，他深知在体制内，不能过于显摆自己的能力，尤其是跨领域去指导别人，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各扫门前雪，把自己的分内事做好、做扎实，才是立身之本。他现在手里握着的胡泉诈骗案的报告，分量已经足够重了。
“看来你这块确实陷入了僵局。”王兵表示同情，“我那边倒是有些进展，情况比较严重。”他把江口县的调查结果简要地向赵旭通报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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