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刘芒还是没能亲赴疫情前线。
并非他改变了主意，而是大哥刘备的态度异常坚决，毫无转圜余地。
刘备动用了兄长的权威，甚至不惜以“若你私自前往，我便亲自去将那疫区封死，任何人不得出入，你去了也是白去”相威胁，彻底堵死了刘芒的念头。
他只能将那份基于后世知识的、更为严密也更为“酷烈”的防疫方略，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交给了大哥刘备。
其中甚至包含了一些在这个时代看来“倒行逆施”、“有伤天和”的极端预案——比如，一旦发现某个聚落疫情完全失控、无法有效隔离且濒临集体死亡时，为阻止瘟疫扩散，是否应考虑……“非常手段”？
刘芒写这些时，笔尖是沉重的。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百姓安稳，否则当初何必费尽心机将这些百姓从南下的流徙中留下？但理智告诉他，在医疗条件极度落后的古代，面对某些烈性传染病，壮士断腕或许是避免更大灾难的唯一选择。
这就是他内心“非常之仁”的残酷逻辑：以最小的、可控的牺牲，换取最大多数人的生存。
刘备看完方略后，沉默了许久。
最终，刘备采纳了方略中“防”的部分，对于那些“治”的极端预案，他未置一词，只是深深地看了刘芒一眼，那眼神复杂难明，有震惊，有不解！
他看懂了四弟字里行间那份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决断，也感受到了那份隐藏在冷酷背后的、更深沉的痛苦与无奈。
但这也正是刘备无法理解的，为何非要用那种伤天害理的手段？即便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有违法礼，简直是倒行逆施，若是宣扬出去，他们兄弟何以立足？
再说若是以此法管控瘟疫，届时礼乐崩坏，官吏效仿，对百姓动则杀伐，纲常失纪。岂是真正的安民之策？
孙邵被紧急派往齐国郡西安县，全权负责防疫。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刘芒所料，也如刘备所惧。
疫情比上报的更为严重，发现时已悄然扩散。恐慌如同瘟疫的帮凶，在信息闭塞的流民中迅速蔓延。尽管孙邵竭力执行隔离、消毒、安抚等措施，但初期仍出现了小规模的逃亡潮。
尽管官府迅速派兵拦截、设立关卡，但瘟疫依旧沿着逃亡的路径，向周边区域零星扩散。
一场艰苦卓绝的防疫战就此打响。刘备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集军队维持秩序，征召医者，运送药草粮食物资，封锁道路，安抚民心。
整个过程充满了混乱、牺牲和无奈。最终，依靠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刘备“仁德”声望带来的凝聚力，疫情在肆虐了近两个月后，终于被艰难地控制住了。
统计结果出来，死亡人数接近两万。
消息传回营陵，青州上下，包括刘备本人在内，都长舒了一口气，甚至感到一丝“庆幸”。在动辄“十室九空”的古代瘟疫面前，二十多万人的聚集地只死近两万人，已堪称奇迹！
刘备的声望不降反升，百姓对其感恩戴德，“刘青天”、“仁德之主”的称颂之声遍及州郡。是刘备的果断和投入，挽救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
然而，刘芒在私下听到这个数字时，却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久久不语。
如果……如果是我去处理呢？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心中回响。
他推演过无数次。以他的作风，在疫情初露苗头、尚未大规模扩散时，他会以雷霆手段，立即对那个千余人的源头聚落实施最彻底的、物理意义上的“绝对隔离”！
甚至……在确认无法有效控制内部疫情的情况下，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那“有伤天和”的终极手段！
这无疑会背上“屠戮百姓”的骂名，会被唾弃为“酷吏”、“魔鬼”。
但是，代价呢？代价可能就是那一千多个注定要死的人提前死亡，而疫情被牢牢锁死在那片死亡禁区之内！后续的扩散、近两万人的死亡、以及消耗的巨大社会资源，或许都可以避免。
这就是他与大哥刘备最根本的分歧，是两种“仁”的碰撞。
刘备的仁，是显性的、当下的、符合世俗道德的仁。他珍视每一条眼前能看到的生命，不愿主动牺牲任何一人，哪怕这种“不放弃”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这种仁，能凝聚人心，赢得爱戴，是成为“明主”的基石。
就像历史上刘备从新野撤退时带走十万百姓，无论其背后是否有“裹挟以增实力”的考量，其行为本身，在道义上占据了至高点。
尽管这十万百姓在颠沛流离和曹军追击下死伤惨重，但这份“不抛弃”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政治资产。
而刘芒的仁，是隐性的、长远的、甚至看似残酷的仁。
它基于一种冰冷的、超越时代的功利计算：以必要的、可控的牺牲，换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终结更大的、更长久的痛苦。
这种“仁”不被理解，注定孤独，注定背负骂名。它无法成为聚拢人心的旗帜，因为它挑战了人性底线和传统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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