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帐内，烛火摇曳，映照着刘芒沉思的面容。
大哥刘备那封占据大义名分的檄文，固然先声夺人，但刘芒深知，对付袁绍这种级别的对手，仅凭道义上的谴责，如同隔靴搔痒。
“得给他找点更‘实在’的麻烦，让他后院起火，首尾难顾才行……”
“把他当初想立刘虞为帝的‘忠心’，还有他如何‘礼贤下士’逼走韩馥的‘佳话’，好好‘润色’一番，让它在冀州士族、乃至天下人的茶余饭后流传开来？”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如同野草般滋长。
特别是关于韩馥之死，刘芒越想越觉得蹊跷万分。
暗卫送来的密报提及，韩馥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让出冀州后，投奔陈留太守张邈。
在一次宴饮中，韩馥偶见袁绍派往张邈处的使者与张邈密谈，便疑心二人欲加害自己，惊恐之下，竟于厕所中用小刀自刎身亡。
“厕所……小刀自刎？”刘芒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讽，“这不巧了吗？当初解决孙坤那厮，也是让他溺毙在茅厕……！”
他绝不相信这是一场简单的自杀。
韩馥，出身颍川韩氏，乃世代簪缨之族，与颍川陈氏、荀氏（如荀彧）齐名，族中韩棱官至司空，韩衍为司徒，韩韶、韩融皆以清节着称。
其本人亦曾官至御史中丞，后任冀州牧，虽性格懦弱，但亦是堂堂一方诸侯。
这样的人，即便穷途末路，心灰意冷欲寻短见，会选择在污秽不堪的厕所里，用刻书的小刀了结自己？
这与其身份、与其士族的体面何其不符！这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充满羞辱意味的灭口！
“韩文节主动让出冀州，说明他有极强的求生之念，为何转眼间就因一点捕风捉影的疑心便自戕？而且死得如此……不体面？”
刘芒心中冷笑，“‘忧惧而死’？何其可笑！恐怕是有人不愿留下后患，更想借此警告所有潜在的不安分者吧？或许有很多人心中存疑，只是碍于袁绍四世三公的显赫声威和当时如日中天的势力，加之韩馥自身‘让州’行为被视为无能，以及某些舆论的刻意引导，才让此事不了了之。”
刘芒觉得，大哥的檄文还是太“君子”了，太含蓄了。
对付袁绍这种伪君子，就得用更狠、更毒的刀子，直插其心窝！
他要亲自操刀，写一篇足以在冀州乃至天下士林掀起轩然大波的“奇文”！
说干就干！刘芒铺开一张特制的绢帛，提起笔，略一沉吟，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便开始奋笔疾书。
他并未署名，而是仿效那些愤世嫉俗、口无遮拦的“狂士”口吻，标题便极具煽动性——
《阅刘青州檄袁本初文而感——兼论天下窃国者伪》
文章开篇，便以极其辛辣的笔触，将讨董失败的首要责任，毫不留情地扣在袁绍头上：
“酸枣会盟，天下忠义扼腕之始也！盟主者谁？汝南袁本初也！受百官推举，承万民之望，手握重兵，据膏腴之地。当是时也，董卓暴虐，焚烧宫阙，胁迁天子，神器蒙尘，海内泣血！正宜戮力同心，直捣洛阳，清君侧，复汉室！然观袁本初所为何如？拥兵自重，逡巡不前，坐视国贼猖獗！终日与诸将置酒高会，空谈‘大义’，实则保存实力，心怀鬼胎！致使联军离心，战机贻误，终使讨董大业功败垂成！袁本初者，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其心可诛！讨董之败，袁本初实为祸首！此等无忠无勇之辈，有何颜面窃据盟主之位，又有何资格妄谈天下？”
接着，笔锋直指袁绍欲立刘虞为帝的阴谋，并极力颂扬刘虞的忠贞，以反衬袁绍的卑劣：
“董卓西窜，天下无主？非也！天子尚在，虽陷于豺狼之口，然终为天下共主！尔袁本初，又行何等悖逆之事？妄图另立新帝！选中幽州牧刘虞伯安公，何也？非因其贤，实欲效董卓故智，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实耳！派张岐携伪诏，欲加尊号，使领尚书事，其心何其险恶！然，天日昭昭，忠奸立判！刘伯安公，真忠臣也！怒斥张岐为‘叛逆主谋’，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宁死不从僭越之事！较之袁本初之首鼠两端、包藏祸心，何啻天渊之别？伯安公，真乃汉室之砥柱，乱世之清流！而袁本初此计不成，丑态毕露，其不臣之心，已昭然若揭！”
然后，文章以最大的篇幅和最激烈的言辞，痛斥袁绍逼迫韩馥让出冀州之举，并将矛头指向所有背弃韩馥的冀州文武：
“冀州之失，非天灾，乃人祸！祸首即为袁本初！韩文节（韩馥）虽非雄主，然亦朝廷钦命之州牧，更曾为尔袁氏门生故吏，于尔有旧。尔竟行此鸠占鹊巢、忘恩负义之举！田丰、沮授、审配辈，世受国恩，韩使君待尔等不满，尔等不为画策安民，反为虎作伥，摇唇鼓舌，行逼宫之事！还有那麴义、张合等将，食韩氏之禄，却不思报效，临阵倒戈，投效新主，与叛徒何异？尔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所学忠义廉耻，尽付狗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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