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
高燃见到了两鬓微微泛白的玉城市委书记汪国强。
得知自己即将去玉城后，高燃详细了解过汪国强。
1948年，汪国强出生在江钏县大营村最穷的一户人家。
父亲是挑夫，母亲给人洗衣，家里七个孩子，他排行老四。
七岁那年，村里闹痢疾，他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没熬过去。
1968年，二十岁的汪国强赶上了“赤脚医生”培训。
那是公社推荐的名额，全公社只有三个。
他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走了三天山路到县城，学了一年半的“半农半医”。
回来后，他在大营村卫生室坐诊。
其实，就是一间土坯房，一张木桌，一个药箱。
他给村民看头疼脑热，也接生过四个孩子。
有一年冬天，村里一个老人吐血不止，他连夜翻了两座山去公社卫生院借药，回来时天都亮了。
1974年，二十六岁的汪国强被选为大营村村支书。
那一年，村里的事情并不复杂——种田、交粮、分救济。
他干得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村里搞了“合作医疗”。
每人每年交五毛钱，看病不用再花钱。
这在玉城是头一份。
县里来人调研，写了篇报道登在《玉城日报》上。
标题叫：《一个赤脚医生当书记，村里看病不花钱》。
就是因为这篇报道，他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看中了。
1978年，他进了江钏县委组织部，成了一名普通干事。
从那以后，他的路走得踏实但缓慢——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
每一步，他都走得非常踏实。
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他靠的是一张“能吃苦、能干事、能扛事”的牌子。
1996年，四十八岁的汪国强从江钏县委书记升任玉城市副市长，分管农业和水利。
那一年，玉城还没有“三湖治理”这个概念。
烟叶是绝对的经济支柱，虹塔集团是全市的“命根子”。
他当副市长时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在江钏、成江、华柠三个县推广“烟水配套工程”。
政府出钱修田间水渠，农民种烟用水有了保障。
这件事，让他第一次在虹塔集团面前有了“话语权”。
第二件：他顶着压力，叫停了一个在抚仙湖边违规建设的房地产项目。
那家老板是省里某领导的亲戚，汪国强没硬来，而是先把项目违规的证据整理好，然后亲自去省里汇报。
最后，项目被叫停，老板被罚款。
汪国强没有得罪那位省领导——因为他是“按规矩办事”的。
这两件事，让他在玉城官场有了一个模糊的评价——这人能干事，但不够狠。
2001年，汪国强升任玉城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年，接任市委书记。
一直到现在。
这个人，绝对是的“传奇人物”。
褒贬不一。
但你绝对不能说他是个坏人。
汪国强同样也在打量高燃这个年轻人。
31岁的正厅级干部。
岭南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
凤山党委书记。
发改委副秘书长。
省公安厅副厅长。
省纪委副书记。
玉城市委副书记。
这份履历，无论放在任何地方，都足以亮瞎很多人的眼睛。
而且汪国强深知，高燃在这些岗位上都有极其亮眼的政绩。
这些政绩，同样足以亮瞎很多人的眼睛。
高燃，绝对不是在岗位上镀金。
很多人说。
高燃没有地级市党委政府工作的经历。
但汪国强却觉得，这实在有些吹毛求疵了。
你总不能让这么优秀的一个干部，从普通的市委常委，或者副市长从头干起来吧？
市委副书记，主持市委工作，绝对是最完美的一个方案。
尽管即将被平替的人是自己，但汪国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
一代人，总是会被一代人淘汰的。
这是自然规律。
汪国强收回思绪，微笑道：“高燃同志，你好。”
高燃上前，笑道：“国强书记，你好。”
汪国强笑道：“我们出去走走吧，边走边说，这几天一直坐着，快坐出毛病了。”
高燃非常谦虚，点头道：“我听书记的安排。”
汪国强非常受用，率先走了出去，高燃紧随其后。
钱永建跟在后面，距离他们有一段距离。
这是个很守规矩的人。
他没有因为高燃的年轻，露出任何一点轻视之心。
他也没有因为汪国强即将退位让贤，露出任何一点怠慢之意。
“高燃同志，我跟你讲讲玉城情况把。”
汪国强侧目看着高燃，笑道：“三个层面。”
高燃认真听着。
“第一个层面，玉城市委的情况。”
“第二个层面，玉城市政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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