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红星村供销社门口的公告栏，被一层薄雾笼着，几张旧的“寻物启事”边缘卷了起来，像被风吹翻的鱼鳞。
刘桂花把孩子抱在怀里，腾出一只手，用力把一张新的“寻人启事”抚平。她的手有些抖，纸角被她按了又按，还是被风掀起。纸上的字是她托村里小学的老师写的，黑字端正：“寻人：王建军，男，二十八岁，身高一米七三，于十月三日离家，去北洼一带找活，身穿蓝色布衫，脚穿黑布鞋，至今未归。如有知情者，请告知，必有重谢。”
“他肯定是跟人跑了。”旁边一个卖菜的大婶撇撇嘴，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这年头，谁不想往城里跑？留着你们娘儿俩，有什么出息。”
“你胡说！”刘桂花猛地抬头，眼里的红血丝像刚被风吹过，“建军不是那种人！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五块钱和一件蓝布衫，说晚上就回。”
“晚上就回，这都第五天了。”另一个声音接了上来，“妹子，你也别太死心眼儿。男人嘛，哪有不野的。”
议论声像一团乱麻，缠在她的耳边。怀里的孩子被吵醒，哭了两声，又被她轻轻拍着背哄睡。她把孩子的脸按在自己的胸前，能感觉到那温热的呼吸，和自己心里的空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就在这时，一辆旧凤凰牌自行车停在了公告栏前。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挎包边缘磨出了白印。来人把车支好，取下帽子，露出一张线条分明的脸。他的眼睛不显眼，却像能把风里的声音都收拢进去。
“你好，我是县刑警队的沈河。”他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我们在做一个失踪情况的摸底。你是……刘桂花吧？”
刘桂花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她认出他——前几天村里大喇叭里说过，县上会来人排查“外出找活”的失踪情况。她把孩子往上抱了抱，像抓住了一根浮木：“沈同志，你帮帮我，建军他真的不是跑了。”
“我知道。”沈河的目光落在那张“寻人启事”上，“你先别急，我们慢慢说。你把他走的那天，所有细节都跟我讲一遍。”
刘桂花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那天是十月三号，下午。他在院子里劈柴，我在屋里做饭。李存根来了，说县城砖窑缺人，日结十块，今晚就能走。建军问他，晚上走了，明天能不能回。李存根说，活不累，干完就回。建军就进屋拿了一件蓝布衫，把我给他缝的布包背上，装了五块钱，跟着他走了。”
“李存根是谁？”沈河问。
“我们村的，住在北洼那边。”刘桂花的声音低了一些，“人看起来挺老实，不爱说话。以前也帮人介绍过活。”
“砖窑……”沈河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你知道砖窑在哪吗？”
“他说在县城东边，离河不远。”刘桂花回忆道，“我没去过。”
沈河点点头，没说什么。他的目光在公告栏上扫了一圈，又落在刘桂花怀里孩子的脚上。孩子穿着一双小布鞋，鞋面上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花。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圆珠笔：“你把李存根的样子、穿什么衣服、骑什么车，都跟我描述一下。”
刘桂花努力回忆：“他穿一件旧棉袄，蓝色的，洗得发白。裤子也是旧的，裤脚有点卷。鞋是黑胶鞋。车……好像是一辆二八自行车，车把上缠着黑胶布。”
沈河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他的字很稳，像把钉子一颗颗钉在纸上。记完，他合上本子，抬头看了看天色：“刘桂花，你先回去照顾孩子。我去北洼那边看看。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谢谢你，沈同志。”刘桂花的声音里有了一点颤，“他真的不是那种人。”
“我知道。”沈河又说了一遍，像是在对她，也像是在对自己。
他推着自行车，沿着供销社前的土路向北洼骑去。路边的玉米秆已经黄了，叶子在风里发出沙沙的响。远处的麦田一片金，风吹过，麦浪一层一层地推过去，像有人在无声地呼吸。
北洼是红星村最偏的一片地，路窄，坑洼不平。到了李存根家附近，沈河放慢了速度。他没有直接去敲门，而是沿着麦田的田埂慢慢走。田埂上有新踩过的脚印，深浅不一。他蹲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薄纸，轻轻把一枚脚印拓了下来。纸上很快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轮廓——鞋底的纹路是常见的“人字纹”，但有一处小缺口，像是被钉子扎过。
“有意思。”他自言自语，把纸夹进了本子。
再往里走，靠近一片高大的麦垛，空气里有一丝奇怪的味道，像是纸烧过之后的焦糊味。沈河停住脚步，顺着气味找过去。在麦垛根部的阴影里，他看到了一小片黑。他蹲下，拨开表面的土，露出半张被烧过的纸片。
纸片已经被烧得卷曲，边缘发黑。他用镊子小心地把它夹起来，轻轻一抖，灰烬散落在地上。纸上还能辨认出几个字，断断续续：“招工……日结……北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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